龚自珍的生平经历，他有什么先进思想？

　　龚自珍（1791-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易简，字伯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做官，母亲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因此他幼年就接触到经学。但是他目睹清王朝的昏庸腐朽，“官吏士民狼艰狈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餐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感到“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他认为这是“衰世”，是一个有“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澤心”的人的一切聪明才智都被扼杀的时代。这样，他就离开了外祖父的治学道路，从事经世致用之学，成为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

　　在这方面，他在《已亥杂诗》中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

　　的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他开创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他的朋友魏源所说“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和张维屏所说“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也就是梁启超说他写文章“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风气。

　　尽管龚自珍在学风与文风上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然而封建统治者却不喜欢这样的人物。他屡试不第，到了三十八岁才中进士。做了几任小京官，于鸦片战争前夕，借口父亲年老，需要侍奉，辞官回到杭州。过了两年，客死于江苏丹徒县的云阳书院，没有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学，就与世长辞了。

　　龚自珍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未能摆脱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还不十分明确。他主张废科举时文，但同时提出用讽书射策去替代。他提倡平等，在著名的《平均篇》里指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是贫富不均，有均产的思想；但在七年后写《农宗》时，又主张按等级授人多寡不同的田亩，有的甚至根本不给与田亩，只能当佃农。

　　他的诗文一般是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词却不少是缺乏社会内容的、表现消极思想的艳丽之辞。但就追求个性解放、憎恨贵族的卑污来说，他还是当时的先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