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歌散文发展的概括和特点

　　元时，蒙古族的文化落后于汉族的文化，因之这一时期虽然蒙古上层分子占据中国统治地位，但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基本上是汉族的文学的继续与发展。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王希赐文集再序》中说：“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他指出元朝一百多年中散文创作的变化与盛衰的情况，这些话不完全正确。但他提出元代散文全盛时期和欧阳玄在《赠舜美诗序》中叙述元诗的变化，观点完全一致。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诗丕变而近于古。”欧阳玄所谓京师诸名公，指的是虞集等人。他和杨维桢两人都认为延祐时代是诗歌散文创作的繁荣时期。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个是元代诗文的盛衰和北曲杂剧的盛衰情况不尽相同，另一个是形成元代诗文自身特点的复杂的社会基础。

　　关于第一点，一般说来，杂剧繁荣于至元、大德时期，所谓“一时人物出元贞”，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在这同一时间，诗文不能同样繁荣的原因是由于元代诗文作家和杂剧作家的生活经历不大一样。诗文作家绝大部分有着一官半职，其中不少是社会地位很高的、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高官显宦。刘秉忠、许衡、吴澄和其他在当时文坛有影响的作家如王恽、姚燧、元明善、程钜夫、袁桷等都是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他们不可能接近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生活，正确地反映现实。至于由宋入元的文士如赵孟頫、方回、戴表元等，由于他们过去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关系，面对着新王朝的政治压力，在表达怀念故国和战后民生雕敞的感慨时，也不敢过分露骨，明目张胆地抨击新朝的措施。加上这些人一味摹唐仿宋，不能摆脱前人的束缚，就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同时元代统治者忽必烈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这和他对待戏曲爱好的态度不一样，也影响到诗文的创作。

　　至于第二个问题，严格说来，元代诗歌散文发展到出现自己的特色的情况，不是延祐，而要稍晚一些。统观元朝一代诗文，没有杰出作品也没出现杰出作家，很难说什么繁荣。他们的诗文总的情况是思想内容比较贫乏，感情也不够深，题材狭窄，很少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重大事件，作品缺乏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