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28访问：18来源：历史铺
汉武帝时期，为了彻底解决北方匈奴政权对边境的威胁，曾经多次组织军队主动出击，深入到匈奴腹地与之作战，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将领打了几个大胜仗，先后拿下了河套地区、河西走廊等多个战略要地，扭转了汉朝对匈奴的战略劣势。
然而，占据着战略优势的汉武帝并没有选择休养生息，对匈奴问题采取比较“经济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主动出击，试图彻底消灭匈奴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就在汉武帝大获全胜之后没几年，匈奴就卷土重来。汉武帝不得不重新组织昂贵的军队，又和匈奴发生了好几次大战。这几场战争汉军基本上没有占到便宜，几次因为找不到敌人无功而返，还有两次主力被彻底全歼，甚至统帅都投降了匈奴。
图 | 汉朝骑兵
几次深入匈奴腹地作战失败以后，大汉几乎耗尽天下之财，江山也摇摇欲坠。汉武帝在一番自省之后，公开发表了《罪己诏》，检讨自己穷兵黩武的策略，停止了继续对匈奴用兵。
人无论去做任何事，都会同时面临两个量：成本和收益。用收益减去成本的差值是净利润，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所得到的好处。人的本性是逐利避害，在所有的选择中，理性的人总会选择净收益最大的方案。
国家和人一样，一个合格的国君，他的职责是要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那一种国策。
比如领土问题，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领土的价值高于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土不计成本。但对于一个关心净收益的帝王，他考虑的问题则是：占有这块领土的收益是否大过成本?如果收益太小，成本太高，那还不如不占，否则就是在无谓地浪费民脂民膏了。
汉武帝也是在进行了多次尝试之后才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农耕帝国永远无法对草原游牧地区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因此，想单纯地通过武力彻底解决北方边境游牧民族入侵的边患问题，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弄明白草原游牧文明的统治逻辑，就明白了。
地理环境对文明形态的影响有多大?
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包括它所在的山川、湖、河、海，以及气候，决定了该地区诞生的文明、民族与国家有着不同的特性。因此，文明的形态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地理因素包括了：地势、热量、水分、植被、海陆分布等。
图 | 中国降水线分布图
在中国北方，农耕区和畜牧区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一条分界线，就是气象学所说的“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南的地区水量充足，可以进行农业耕作;它以北的地区就只能生长牧草。这条线是中原农耕帝国往北部进行扩张的极限，也正因为这样，在这条降水线的附近，中原农耕帝国修建了长城。
图 | 农耕作物
自秦朝以来，中原农耕帝国实行了郡县制。所谓郡县制，就是将帝国子民以“户”为单位进行编制，由庞大的官僚体系直接统治。
实行郡县制的好处是，非常容易进行人口数量的统计和田税的征收。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们世代以耕作土地谋生，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手段啊。因此，只要掌握了土地，统治者也就控制住了农民。
图 | 草原的牧场
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面对的是地广人稀的草原，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并不适合像中原王朝那样，发展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生产。
虽然不适合耕作，但草原也有其自身的优点，就是地多草多。所以，草原特别适合发展游牧经济，牧羊、放牛、养马等。但是，这些动物都太能吃草了，一片草场的草料根本不够它们吃，吃光一片草场后就得去新的草场。因此，一年四季中有规律地进行游牧是游牧民族的显著特征。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草原生态的可持续性。
不同的文明形态，造就不同的统治逻辑
农耕地区与草原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和不同的生产方式。而这些差异又决定了两个地区的社会结构、统治逻辑，也是截然不同。
农耕地区，郡县制体系下的官僚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推行的郡县制。郡，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郡下面又设有县，两者合起来，就叫郡县制。
郡县制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周天子的分封制，郡县制与分封制有本质的区别：
分封制，卿大夫等官员拥有封地，与君王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如果他们的实力强大到一定的地步，会威胁到君主的权力;
郡县制，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任命地方的官员，所谓的郡和县，只是中央朝廷的派出到郡县去的机构，代表朝廷来治理地方。郡县官员们的俸禄，则由朝廷统一发放。中央朝廷谁说了算呢?君主。这也就是说，上到中央朝廷，下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由君主直接管理。
图|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
因此，中央农耕帝国的官僚体系就是郡县制下建立起来的的一套为皇权服务的严密组织。这个组织等级森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上上级，所有的层级都依据制定好的规则运作，就像一套工业流水线。
草原上的统治方式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