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25访问：18来源：历史铺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曾三次被“剥夺”兵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次被赶出红军” ：龙岩城会议“选掉”了兵权 ，赣南会议“取消”了兵权，宁都会议“撤销”了兵权。而他每一次兵权的失掉，都曾给中国革命和军队带来严重危机。
毛泽东一生中的这三次丢失兵权，有两次是拜项英所赐。
在“赣南会议”上，项英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通过改变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取消总司令、总政委的职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担任主席，朱德、王稼祥为副主席，使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周恩来走马上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恢复了原红军编制和毛泽东的军权。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项英联合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刘伯承等，以多数人意见促使周恩来撤掉了毛泽东的军权。
项英1898年生于湖北武汉，工人出身，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6年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是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历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等要职。
项英当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早；当中央政治局常委比毛泽东早；军事上的地位曾比朱德高。凭出身及资历，项英在中共“元老派”和“留苏派”中，都享受很高的声誉及威望。
皖南事变，终结了项英的生命。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枪[shā]遇难。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厚总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shā]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shā]了项英、周子昆。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
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刘厚总释放。
刘厚总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XLW
在新四军初期，下辖四大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副司令戴季英。
不过，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其实第四支队的实力是最强的，高敬亭甚至比陈毅的地位还要高。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后来却消失了呢？咱来慢慢聊。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28军，并任政治委员，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当年陈老总率领南方游击队被敌军围困时写的。而高敬亭率领的游击队，其实困难比陈老总的队伍还要大，但取得的成就也比陈老总要大。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O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借蒋介石之名以共产党人之手，成为权力内耗的牺牲品……
不得不说，卫立煌确实是有一套的，上任后，首先建立“五家连环保”制度，只要有一家“通共”，五家人全部斩首，然后又在所有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修筑碉堡，据统计，仅皖西地区，就修筑了24700座碉堡，每座碉堡仅隔半里距离，遥相呼应。
这样密不透风的安排，确实是要把游击队赶尽[shā]绝的节奏！
然而，高敬亭就是有这个本事，左突一下，右冲一下，竟然让他成功突围了。一年下来，游击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壮大了！
到抗战爆发后，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高敬亭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四支队，是四大支队里面实力最强的。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在抗战时期，高敬亭也打了不少好仗，据统计，到他被枪决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第四支队共进行了90多次战斗，几乎取得了全胜。
但可惜的是，因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原因，再加上高敬亭这个人性格有点高傲，看不起别的支队，产生了很多矛盾。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向蒋介石请示逮捕高敬亭，蒋介石对这样的要求当然很高兴，当年自己派了十几万军队都没抓住这个人，现在竟然送上门来了，那还不赶紧批准啊！
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
在临刑前，高敬亭高喊道：“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的夫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当然，现在也有文章说不是叶挺下的命令，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在未有正式定论之前，先以公认的说法为准。
高敬亭被枪决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大怒，立刻给叶挺、邓子恢发电报，质问说：“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shā]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周恩来到新四军指挥部后，也气愤地说：“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1943年，参与[shā]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shā]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shā]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