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震惊苏联高层！

1990年8月25日，中国空军发生一起驾机叛逃事件，空军航空兵第21师第62团飞行员王宝玉，从吉林蛟河机场驾驶歼-6歼击机叛逃苏联，飞机起飞后低空直飞海参葳，直至降落也未引起苏联防空系统的及时反映，由此暴露出苏联远东防空军的漏洞，给苏联空军造成极大被动。

8月29日，我空军赴苏接收小组在苏空军配合下，顺利完成接收飞机和遣返叛逃飞行员回国的任务。飞行员王宝玉押回国后，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说王宝玉刑满释放后，出家当了和尚。这起事件也成为我国空军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飞行员王宝玉也被其同行称之为中国空军历史上最愚蠢的飞行员，这基本上相当于49年10月在大陆加入国民党，45年8月给希特勒当副官。本文援引自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秘书徐秉君的回忆录。

原文“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应该是笔误，应为“乌格洛沃耶机场”。王宝玉原计划降落乌格洛沃耶机场，后发现机场跑道正在维修，无法降落，后降落克涅维契，该机场位于海参崴东部略偏北的阿尔乔姆市，应该叫阿尔乔姆附近的克涅维契（Knevichi）军用机场。

这个机场是俄罗斯在远东的重要空军基地，常年驻扎图-22逆火M3中程轰炸机，是中苏对抗期间用来突击中国东北的主要空中力量，机场建有双跑道，跑道长度也更长，距离鸟格洛沃耶机场只有8公里。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航空兵62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战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当时空军值班室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空军首长接到报告后，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

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初期推断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当时，举世公认苏联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空防体系。据美国估计，苏联拥有14000个地对空导弹发射架，10000台防空雷达和2100架随时待命起飞的喷气式截击机。这些武器装备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空中屏障。

在莫斯科周围，更有一个几乎滴水不露的“橡皮套鞋”空防系统，足以抵御核打击。 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曾深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导弹击毁；1983年8月，一架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偏航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机毁人亡。

而这次，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竟让一个仅有40飞行小时经历的业余飞机爱好者轻易越过，而且畅行无阻地突破了天衣无缝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首都的心脏地区，这不能不使苏联当局惊出一身冷汗。西方一位军事评论家说：“没有什么比这次飞行事件更使苏联当局难堪的了。”

为此，5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杜诺夫的职务，75岁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天元帅也被撤职，由64岁的亚佐夫大将接任。这种决然措施在二战后的苏联历史上极为少见。

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有三百多名军官被解职，一些人还被投入监狱。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鲁斯特的举动是“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他已被拘留审查。

31日，苏联新闻社社长法林表示，红场飞机事件不会影响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称：“应该感谢他提醒我们注意到防空系统存在的漏洞。”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

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

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

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人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

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天之骄子的堕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

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 ”，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以使其能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

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因此还是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

但大家并不介意，只是认为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也从不计较。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同时，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