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25访问:18来源:历史铺
1990年8月25日,中国空军发生一起驾机叛逃事件,空军航空兵第21师第62团飞行员王宝玉,从吉林蛟河机场驾驶歼-6歼击机叛逃苏联,飞机起飞后低空直飞海参葳,直至降落也未引起苏联防空系统的及时反映,由此暴露出苏联远东防空军的漏洞,给苏联空军造成极大被动。
8月29日,我空军赴苏接收小组在苏空军配合下,顺利完成接收飞机和遣返叛逃飞行员回国的任务。飞行员王宝玉押回国后,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说王宝玉刑满释放后,出家当了和尚。这起事件也成为我国空军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飞行员王宝玉也被其同行称之为中国空军历史上最愚蠢的飞行员,这基本上相当于49年10月在大陆加入国民党,45年8月给希特勒当副官。本文援引自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秘书徐秉君的回忆录。
原文“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应该是笔误,应为“乌格洛沃耶机场”。王宝玉原计划降落乌格洛沃耶机场,后发现机场跑道正在维修,无法降落,后降落克涅维契,该机场位于海参崴东部略偏北的阿尔乔姆市,应该叫阿尔乔姆附近的克涅维契(Knevichi)军用机场。
这个机场是俄罗斯在远东的重要空军基地,常年驻扎图-22逆火M3中程轰炸机,是中苏对抗期间用来突击中国东北的主要空中力量,机场建有双跑道,跑道长度也更长,距离鸟格洛沃耶机场只有8公里。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航空兵62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战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当时空军值班室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空军首长接到报告后,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
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初期推断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当时,举世公认苏联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空防体系。据美国估计,苏联拥有14000个地对空导弹发射架,10000台防空雷达和2100架随时待命起飞的喷气式截击机。这些武器装备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空中屏障。
在莫斯科周围,更有一个几乎滴水不露的“橡皮套鞋”空防系统,足以抵御核打击。 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曾深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导弹击毁;1983年8月,一架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偏航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机毁人亡。
而这次,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竟让一个仅有40飞行小时经历的业余飞机爱好者轻易越过,而且畅行无阻地突破了天衣无缝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首都的心脏地区,这不能不使苏联当局惊出一身冷汗。西方一位军事评论家说:“没有什么比这次飞行事件更使苏联当局难堪的了。”
为此,5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杜诺夫的职务,75岁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天元帅也被撤职,由64岁的亚佐夫大将接任。这种决然措施在二战后的苏联历史上极为少见。
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有三百多名军官被解职,一些人还被投入监狱。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鲁斯特的举动是“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他已被拘留审查。
31日,苏联新闻社社长法林表示,红场飞机事件不会影响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称:“应该感谢他提醒我们注意到防空系统存在的漏洞。”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
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
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
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人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
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天之骄子的堕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
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 ”,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以使其能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
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因此还是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
但大家并不介意,只是认为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也从不计较。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同时,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