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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是江西永丰县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并迅速成为政治工作的高手。据当年吴法宪的部下回忆,吴法宪这个人非常和蔼,在下属面前从来不摆架子,自己的任何东西,只要下属需要,就绝不会吝惜。
比如在长征时期,吴法宪分到了一条毛毯,但他自己从来没用过一次,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给战士们搭个屋顶,免得战士们被露水打湿。因此,凡是跟过吴法宪的人,都对他非常感激。吴法宪去世后,还有很多当年的老部下不远千里地赶来为他送行。
至于吴法宪为什么成了罪人,自然是起源于林彪对他的提拔。本来以吴法宪的资历和能力,是不可能当上空军司令的,但林彪为了加强空军的控制,就任命他掌控空军。吴法宪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就对妻子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当然,吴法宪在本性上还是很正派的,只要不是林彪特意点名,他就会尽量保全那个人,比如张爱萍。“文革”时期,张爱萍受到批判,专案组搜到了他跟妻子的一封信,就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污蔑张爱萍。报告送到吴法宪这里的时候,吴法宪批示道:“这样解释,根据是什么?”
1971年林彪遇难后,吴法宪作为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跟邱会作、李作鹏一样,吴法宪对自己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丝毫没有隐瞒,还惭愧地说:“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我的罪太大了,只要不[shā]我的头就行了。”
鉴于他认错态度好,且在革命时期有功,再加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在入狱7个月后,中央就安排他“保外就医”,在山东济南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安享晚年。
笔者在济南生活多年,对吴法宪的事也略有耳闻,据当年吴法宪的邻居们回忆,这位老人非常和善,经常带着个小马扎,在小区里跟人聊天,跟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丝毫都看不出这是当年显赫一时的空军司令。只是偶尔有军区的高级车来找他,大家才隐约知道,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
吴法宪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练习书法,结构严谨,气度雄浑,尤其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有人曾以两万美金求购。但吴法宪并没有对此沾沾自喜,而是自嘲地说:“人家不是要我的字,而是要我的名,我是臭名远扬。”
因吴法宪特殊的身份,中央规定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有人去问他“文革”中的一些事时,他都推说自己耳聋,听不见,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但他听到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的时候,却立刻瞪起眼来,反驳说:“说林彪不会打仗的人,他自己才不会打仗!”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病逝,享年90虚岁。
在吴老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吴法宪当年的老部下,也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了,还有很多跟吴法宪素不相识的人,也都来为他送行。从吴老的家到火葬场,沿途跟了一百多辆车,足足有上千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
吴法宪的女儿吴金秋动情地说:“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XLW
大家都知道,林彪帐下有“四大金刚”,都对他忠心耿耿,咱之前介绍过黄永胜、邱会作和李作鹏了,今天再来说说最后一位:吴法宪。
吴法宪是江西永丰县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一直做政委工作。据当年吴法宪的部下回忆,吴法宪这个人非常和蔼,在下属面前从来不摆架子,自己的任何东西,只要下属需要,就绝不会吝惜,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好领导。
比如在1935年,吴法宪分到了一条毛毯,但他自己从来没用过一次,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给战士们搭个屋顶,免得战士们被露水打湿。因此,凡是跟过吴法宪的人,都对他非常感激。吴法宪去世后,还有很多当年的老部下不远千里地赶来为他送行。
至于吴法宪为什么成了“罪人”,自然是起源于林彪对他的提拔。
本来以吴法宪的资历和能力,是不可能当上空军司令的,但林彪为了加强空军的控制,就任命他掌控空军。吴法宪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就对妻子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当然,吴法宪在本性上还是挺正派的,只要不是林彪特意点名,他就会尽量保全那个人,比如张爱萍。
“文革”时期,张爱萍受到牵连,有人搜到了他跟妻子的一封信,就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污蔑张爱萍。报告送到吴法宪这里的时候,吴法宪批示道:“这样解释,根据是什么?”
1971年林彪事件后,吴法宪作为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跟邱会作、李作鹏一样,吴法宪对自己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丝毫没有隐瞒,还惭愧地说:“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我的罪太大了,只要不[shā]我的头就行了。”
鉴于他认错态度好,而且有战功,再加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在入狱7个月后,中央就安排他“保外就医”,在山东济南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安享晚年。
客栈在济南生活多年,对吴法宪的事也略有耳闻,据当年吴法宪的邻居们回忆,这位老人非常和善,经常带着个小马扎,在小区里跟人聊天,跟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丝毫都看不出这是当年显赫一时的空军司令。只是偶尔有军区的车来找他,大家才隐约知道,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
吴法宪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练习书法,结构严谨,气度雄浑,尤其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香港有人曾以两万美金求购。
但吴法宪并没有对此沾沾自喜,而是自嘲地说:“人家不是要我的字,而是要我的名,我是臭名远扬。”
因吴法宪特殊的身份,中央规定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有人去问他“文革”中的一些事时,他都推说自己耳聋,听不见,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但他听到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的时候,却立刻瞪起眼来,反驳说:“说林彪不会打仗的人,他自己才不会打仗!”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病逝,享年90虚岁。
在吴老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吴法宪当年的老部下,也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了,还有很多跟吴法宪素不相识的人,也都来为他送行。从吴老的家到火葬场,沿途跟了一百多辆车,足足有上千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
吴法宪的女儿吴金秋动情地说:“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
邱会作是解放军后勤部门的元老,他从红军时代起便从事军队后勤工作。从1960年到1971年,他是解放军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李作鹏一起被捕,此四人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
落马、审判、关押、出狱、地方安置,四人的后半生命运皆如此。除了黄永胜由儿子黄正写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军人永胜》,其余三人皆留下了回忆录,全在香港出版。这四位曾经的军队高干早早脱离了体制,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跟从体制内离退休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相比,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邱会作的回忆录,虽然真实性需要考证,但写得尤为详细。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