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25访问：18来源：历史铺
1898年，孙文逃至日本，他选择安居在横滨，次年，孙文去医院看望友人，恰巧他在医院结识了一个美丽的日本女子，她叫大月熏，当时只有15岁，大月熏温婉迷人，还有日本女人独有的温柔，孙文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
在追求的过程中，孙文帅气的外表，儒雅的谈吐也迷住了大月熏，两人的恋情发展得热火朝天。
37岁的孙文不顾世人的眼光向这位只有15岁的高中生求婚，只有15岁的大月熏开始无法接受，加上父亲的反对，大月熏拒绝了他的请求，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孙文猛烈的攻势，在1905年的8月，年近四十的孙文和只有17岁的大月熏在横滨举行婚礼。
次年，孙文因为事务离开的日本，在他离开两个月后，大月熏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父亲不在身边，大月熏就自己给女儿取名富美子，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日语发音和汉语的“文”字发育相似，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孙文。
可孙文自从离开日本后，就没有回来过，他抛弃了还怀有身孕的大月熏，让女儿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大月熏给他写信，不知道是没有收到还是其他原因，总之他一封都没有回。
年幼的大月熏没有工作，也无法抚养富美子，无奈之下就将富美子送给了当地的一户人家作养女，大月熏则是被迫改嫁，嫁给了一个名叫三轮秀司的男子，可后来这名男子发现妻子竟然还藏有前夫的书信，他无法忍受，于是与大月熏离婚。
此时的大月熏已经年过三十，为了过上平静的生活，她隐瞒了自己过去所有的事情，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嫁给了一个寺庙的住持。
富美子从小就一直在养父家中长大，养父十分爱她，但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是被领养的，直到1951年，已经年近五十的富美子才从家人的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母是大月熏，生父是孙文。
1956年，富美子带着儿子去看望大月熏，两人见面后泪如雨下，生母和她说了她的身世，并且告诉了她名字的含义，大月熏这样对她说道，“富美的读音就是汉字的文，你父亲的字叫文，取名富美子，就是要表明你是孙文的女儿”
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后富美子却没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她害怕遭受他人的迫害，直到她78岁那年，日本一家新闻报社《读卖新闻》采访了富美子，报社许诺在她生前绝不会公开她的身份，她才愿意开口，讲述了很多她母亲和孙文的往事。
采访的最后她对记者这样说道，“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我才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1990年，84岁的富美子在日本去世，之后报社才报道了她的事迹，并正视她正是大月熏和孙文的女儿。XLW
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时就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小小年纪的他成为儿童团的团长，两年后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为红十军的一员。
1933年汪东兴跟随红十军来到中央苏区，在数次反围剿斗争中，因作战勇敢升任连指导员，长征结束后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抗战前担任红军第二野战军的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委，后调任中央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
1947年汪东兴开始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他多次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开始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的器重，建国后担任中央警卫处处长，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此外他还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的工作。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少将衔，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中南海的内部警卫工作。1973年汪东兴选任为政治局委员，四年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副主席，1988年汪东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90年代汪东兴在北京安度晚年，离开政坛的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变化，每到毛主席的诞辰日和忌辰日，汪东兴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献花瞻仰，随着年龄的增长，汪老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是从毛主席逝世以来，几十年从未耽误一次。2015年8月21日，汪老病逝于北京，享年100岁。
汪东兴与夫人姚湘娥一生共孕育了七个子女，孩子长大后大都受父亲影响参军入伍。长子汪春平，1968年考入人民解放军大学，毕业后在北海舰队收信台当一名报务兵，身材高大的他是篮球队的主力，1973年汪春平调到北京工作，后转业到北京电报大楼工作。长女汪延群一直担任汪东兴的秘书，负责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
小儿子汪振凯，生于1950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先后在装甲兵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工作，后调任中央担任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授予少将军衔，他与父亲都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非常了不起。
而汪老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汪小燕和汪大燕，汪小燕的丈夫康永年也是位军人，他在武警部队担任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被授予武警大校军衔。
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顾委委员汪东兴2015年8月21日病逝。官方在通告里称，1976年10月，汪东兴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率领8341部队具体实施了拘捕行动。
与四人帮有所联系的这段经历也成为媒体提及的重点，而“四人帮究竟是被谁拿下的”也一直存在历史争议，四人帮抓捕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的汪东兴的去世，也带走了这个“秘密”。
梳理发现，汪东兴的百年人生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其中1969年-1976年是从中办主任到政治局委员。他的去世，带走此时期的“秘密”或许不止一个。
1、田家英之死
党史文件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shā]身亡的。2002年有报道声称田家英不是自[shā]。但是报道引用的四份据说是中南海秘密档案的内容，对田家英的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田家英开枪自[shā]，二说是内卫失控开枪打死田家英，三说是汪东兴暗示内卫开枪。
几份档案共同的说法是，田家英死于枪[shā]而不是自缢，并且与汪东兴的谈话有关。据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shā]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不过，后来的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shā]，而是他[shā]，但他[shā]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另据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
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2、四人帮问题
有研究者写文章，认为叶剑英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说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叶进行秘密串连，团结和争取政治局成员的多数站到了自己一边，并耐心地做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工作，是叶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磋商，作出重大决策，选定时机，精心部署，坐镇指挥。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认为是华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
而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华国锋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就找汪东兴商谈此事，汪东兴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此后，汪多次应华的邀集，同华、叶秘密商量方案。
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十月四日下午，华召集汪东兴、吴德作行动前的最后一次汇报，由汪东兴汇报具体行动方案。此后，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那到底谁是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呢？
3、“第一号号令”
有关“第一号号令”，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彪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
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
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