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中的“嫖界资格”

    曾经有个极端的说法：“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嫖客。”这话虽不免绝对，却也有些道理。确实，每个男人心中都存有“妓女情结”，这一情结促使他们成为嫖客中源源不断的生力军或后备军。不过，对于嫖界来说，也同娱乐界和商界一样，有它自己的准入标准，我们暂且将之命名为“嫖界的资格”。     对于不同顾客层次的需要，“嫖界的资格”也分为一般资格与高级资格两种。一般资格，只需要钱和身体而已。当然，这里钱和身体的标准都不高，钱是只要付得起一次嫖资就行，而身体嘛，则要求更低，只要不是老弱病残、连“干事”的力气都没有的男人都可囊括在内。古代的妓业，虽然号称“销金窟”，但也知道“薄利多销”的道理，有的“脂粉钱”便低得惊人。如明代曾盛行一时的“窑子”，与**的丐女做爱一次，也只不过区区七个铜板，这样低廉的价格甚至连一般的贩夫走卒都消费得起。又如近代上海的下等妓馆，一般称花烟间，客人在这里消费，吸鸦片烟一二口，仅需要钱百文，而包夜，也不过一元而已。所以说，这样低的门槛，自然吸引客人，尤其是那些穷人，如过江之鲫般迎面扑来。     不过，这样的准入资格也太泛了，虽然每个男人都有成为嫖客的潜力，但毕竟，成为嫖客的男人还只是少数，真正的嫖客，依然需具备一定的条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人们所以需要娼妓，是因为许多男人或是未婚，或是远离妻子，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性欲，而且在一个具有传统的道德社会中，他们得不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因此，社会就另立了一种女人，以满足男人的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羞于承认，但又不敢使人们得不到满足。娼妓有好的一面，她不但可以召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会中去。”在此，罗素将男人成为嫖客的条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男人未婚;二是男人远离妻子;三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虽然存在偏颇之处，但基本涵盖了嫖界资格的精髓。     首先，我们来分析“男人未婚”这条资格。按罗素的说法，一个成熟而未婚的男人，必然有性的需要，而因为未婚的关系，他不可能从家庭中获得性的满足，因而必然要寻求发泄的其他途径。这些途径，包括强奸与偷情，但强奸违反了人道，同时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偷情，如果女人已经结婚，则破坏了她完整的家庭，如果女人未婚，更是败坏了她的名誉，令其终身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由此看来，这两种途径都不可取，但男人的性欲又非满足不可，所以必须有一部分女人作出牺牲，以职业妓女为男人提供性服务，从而换取社会的安定。这也就是19世纪爱尔兰的历史学家莱基所说的：“娼妓是家庭和妻子女儿清白的保障。”     其次，关于“男人远离妻子”的资格。男人虽然结婚成家，但因为生意或学业的缘故，必须远离妻子，所以他们在外的生活，其实与单身汉无异。在无法过上正常性生活的情况下，他们一般都会通过浪迹青楼来获得性的满足。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官员、士子与商人中司空见惯。中国古代，官员一般是不可以带家属的，或许是避免妇女抛头露面的缘故吧。如宋代的赵明诚在外地做官，夫人李清照便不可能随行，只好抒写些“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郁闷。虽然情深意重，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外地的男人便不免会有“就地取材”、“就地解决”的念头。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赵明诚青楼冶游的记录，但需要指出，官员狎妓是盛行于唐宋时期的时尚，想必赵明诚也不能免俗。有鲜明记载的是苏轼的冶游，苏轼家中妻妾众多，据说还专门有个女子乐队，只怕丝毫不逊色于“女子十二乐坊”。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异地做官，妻妾又不能带在身边，但苏轼又是一个风流好色的情种，这样的情种是不能缺少女人的，因而每到一处，他都不免处处留情，如他最宠爱的朝云，据说便是他在广东任职时的“战利品”。     不过，官员狎妓毕竟属违法行为，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而士子冶游与商人寻艳，便轻松得多。古代的科举大多三年举行一次，而录取的机率又很渺茫，士子出门一次，没有个三年五载，只怕很难“衣锦还乡”。在这漫长的等待与煎熬中，士子们内心的孤寂与无聊需要找人倾诉，而当时的条件又很难有婚外情的市场，最重要的是没有妻子与家庭的阻挠，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为士子嫖妓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而对于商人来说，他们更有理由成为嫖娼队伍的主力军，首先，他们出门经商与士子的赶考都同样需要远离亲人与家乡，其内心的寂寞无聊与士子无异;其次，他们因经商而富有，有充分的经济实力，这样的优势自然让他们在寻艳的过程中得心应手。从这个意义来说，商人永远是嫖客队伍中最主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