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的幸与不幸

原文标题:晚年当官只拿工资不管事：诗人白居易的幸与不幸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0年6月8日第11版，作者：元辉，原题：《白居易晚年的幸与不幸》 唐文宗太和３年（公元８２９年）４月，年近花甲的大诗人白居易到达洛阳，住进５年前他在洛阳长夏门东履道里购置的宅第。洛阳为唐陪都（时称东都），５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东都时，便买下了这片住宅，预作自己的终老之地。其后，他历任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内外官职，冗务在身，难如所愿。如今，终于奉诏为太子宾客（系东宫即太子属官），分司东都（即以太子的名义分管东都事务）。所谓“分司”，实际上并不任职，不过是对达官显宦退休后的一种特殊优待。这份并不当差的优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诗人自己有诗为证。 就在太和３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归隐之间矛盾、徘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长安居住，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享受做官的好处，又避开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险恶的朝廷。中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朝中不时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写《中隐》一诗时已５８岁），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６年之后的太和９年，唐文宗与大臣李训、郑注合谋铲除宦官，不料计泄，反被宦官挟持。宦官头子仇士良、鱼弘志策动神策军作乱，包括４个宰相在内的大批官员被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选择到洛阳“中隐”，应该说是他的幸运。那么，题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讲呢？ 白居易自太和３年春来到洛阳，到唐武宗会昌６年（公元８４６年）秋去世，在洛阳居住了１８个年头。其间除在河南府尹（驻洛阳）任上当了约两年半的行政长官，其它时间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终日饮酒赋诗，以文会友，放情于山水之间。我们看他晚年所写的自传《醉吟先生传》，可以想见他那时期的生活常态：“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他常去游览之地，便是洛阳城南伊水边上的龙门及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带。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极遁世思想，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这位曾经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这在他的《醉吟先生传》中也有剖露：“栖心释氏（释迦牟尼），通学小、中、大乘法。”太和６年，他的至交、诗人元稹去世，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临终之前，遗嘱“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将他葬于香山，并将其夫子自道、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醉吟先生传》，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