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

基督教
　　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它们在清代的宗教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一）天主教
　　１。明清之际天主教士的来华与活动
　　１７世纪之初，即我国的明清之际，西方的天主教在欧洲失势后，便重振旗鼓，图谋在东方发展自己的势力。意大利人利玛窦是首批到达北京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并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死后，德国人汤若望（１５９２～１６６６）、比利时人南怀仁（１６２３～１６８８）等接踵而至。
　　天主教士来华后，在北京和内地各省以介绍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容许入教者维持中国传统的 祭孔祀祖 习俗为诱饵，广泛接触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群众，甚至渗入明宫廷，从而发展了不少教徒，并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堂。据许多著作记载，明末清初，除云南、贵州之外，天主教的势力已渗入到中国其余各省；天主教的人数，万历四十三年为５０００人，清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增至３８２００人，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又猛烈增长为１５万人。由此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正在迅猛而急剧地增长着。
　　清初，在华天主教士中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
　　汤若望，出身德国贵族家庭，年青时加入了天主教耶稣会，对神学、天文历法和数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明熹宗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他受耶稣会的派遣，来到了北京。之后，汤若望奉明廷之命，先后编成《崇祯历书》、铸造大炮以抵抗满洲贵族入侵，获得明思宗的褒奖。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他被罗马天主教会任命为北京教区的负责人，具体负责京畿地区的传教和为教徒洗礼的工作。此后，汤若望就在传教中，大走上层路线，经常出入宫廷，吸收皇族、王公大臣、太监入天主教。还有传说，明思宗在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听信了汤若望的劝告，信奉了天主教。这可能并非事实，但却反映了汤若望的传教能力极强。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当时，在京的天主教士纷纷外出避难，只有汤若望一人留京，坐观形势，以便寻机投靠新的主子。五月初，清摄政王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击败农民军，率军进入北京。
　　汤若望感到时机已至，连续给多尔衮上了几个奏折，内称他的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本，他本人更愿为新朝的历法修撰工作服务。而此时的多尔衮也确实正为编纂新的历法费尽心思。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汤若望受到了清廷的礼遇和任用。这不仅使汤若望免受逐出北京之苦，而更为重要的是，保住了北京教区这块重要的基地，使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得以在中国继续进行。七月，多尔衮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法所修之新历，定名为《时宪历》， 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 ，以示清廷 宪天■民至意 ①。十一月，清世祖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清廷以汤若望制定新的历法，功劳卓著，加其为太常寺少卿衔。此举不同非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 这样，他便由原来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了朝廷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直接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②同时，也标志着，西方天主教的势力已开始渗进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清廷又在宣武门内拨出一块空地，由汤若望重建天主教堂。不久，孝庄皇太后亲自颁赐银两，清廷的亲王、大臣、官僚、士绅也纷纷捐银资助，一个新的天主教堂很快地建立起来，这就是后来北京的天主教南堂。这就说明，清初统治阶级对天主教是采取保护、利用的政策。
　　顺治八年，清世祖亲政。之后，孝庄皇太后和世祖母子与汤若望的关系极为亲密。汤若望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他因给太后治愈疾病，被尊为 义父 ，世祖称其为 玛法 （满语 爷爷 之意）。世祖不仅在天文、历法、道德和宗教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汤若望向世祖呈递了３００余封奏帖，其中许多谏言得到采纳。世祖一再对左右大臣说，汤若望的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令人泪下。他还把汤若望与左右大臣作对比，认为有的大臣只是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爱皇帝；汤若望则不爱利禄，因而对皇帝的爱才是真诚的。渐次频繁的交往，使两人的关系日趋融洽，以致突破了君臣间的界限。凡有垂询，世祖即宣召汤若望入宫，并许其随时经入内廷，两人开怀畅饮，常至深夜。他自己也常到汤若望的寓所，随意浏览教堂书房和花园，有时共进便餐，欢洽之情有如家人父子。甚至世祖１９岁的生日也要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给了汤若望极高的荣誉。在清世祖的宠信之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顺治八年，世祖加封他为通议大夫，追封其父、祖为通奉大夫，追封其母、祖母为二品夫人。十年，赐号 通玄教师 （后因避清圣祖玄烨讳，改为 通微教师 ）。十五年，又晋为光禄大夫，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
　　汤若望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后，写了不少介绍天主教教理的书籍。其中，汤若望的《真福训诠》与《主教缘起》、南怀仁的《教要序论》①最为有名。这些论著阐述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产生之前，宇宙中就有一个至神无形之体，这就是天主，它是天地万物的一大主，无始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备；人的灵魂不系于父母，而是天主所赋予，父母只给人以肉体，灵魂与肉体相结合，才能成为人；人死后有赏罚，人的本能在于求福，人有承受真福之量，但真福何在？求真福就要以识耶稣为本；天主和耶稣的关系是，天主降生救赎立教，圣母、耶稣在人间执行天主的旨意，因此，教士信天主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尊崇耶稣，尊崇者将来受天堂之赏，不服从者必受地狱之罚。以上各点，不仅在清初，而且在整个清朝一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士所遵循的基本教义。
　　汤若望还企图劝说清世祖皈依天主教。据传，清世祖有一次巡幸宣武门内天主教堂时，汤若望当面苦谏他改信天主教，被拒绝。世祖回答说，汤若望此举使自己大惑不解，并质问他说，朕要你汤若望从朕，改信孔孟之道，你能听从吗？
　　②　　 林毓辉：《汤若望》，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295页。
　　①　　 见徐宗译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67、154 、163 、174 页。
　　清世祖曾作《御制天主堂碑记》，谈到了他重用汤若望的原因。他说，他从未阅览过天主教的典籍，也不了解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但从汤若望在华数十年的表现看，得出两点最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利用西洋科学技术为清廷修撰新历法，并能竭尽全力侍奉国君；二是侍奉天主教之神（耶稣）竭尽虔诚，信仰如一。这种表彰，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清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的斗争激烈，旧的国家机器已被打碎，新的国家机器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急需完整和充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世祖，急需一批竭诚事君的忠臣，急需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建设清政权，因此，他在朝野上下就树立了汤若望这个典型，作为清朝王公贵族、大臣学习的榜样。自然，宠幸汤若望，必然允许天主教的存在和发展。然而，又必须看到，清世祖既然是被孔孟之道逐渐薰陶出来的一个封建皇帝，具有浓厚的排外思想，对天主教必定有所疑惧，因而不会真心崇奉天主教。因此，我们认为，清世祖扶持天主教在当时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过，他的重视西洋科学技术的思想萌芽，对他的儿子、继任的清圣祖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２。历法之争与天主教的重振
　　清初，汤若望的得势和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引起了一向对天主教耶稣会士抱着怀疑态度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士大夫的惴惴不安。特别是汤若望执掌钦天监后，蓄意排斥中国传统历法，以及有些传教士亦公然辱骂和诋毁孔孟之道，声称孔孟之道与基督教学说相比，只不过是 萤火之明 ，更引起了他们的忧虑。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革职回回科官员吴明炫（ｘｕàｎ音眩）首先发难，上疏控告汤若望的历法推算有误，企图以挑起新旧历法之争，摧毁天主教的势力。但由于清世祖宠信汤若望，吴明炫的控告失败了。
　　顺治十七年底，旅居京师的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杨光先（１５９５～１６６９），书呈礼部，控告汤若望。内称，汤若望借修清历行西洋新法，借西洋新法暗行邪教，以蛊惑人心；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汤若望把清世祖亲批 依西洋新法 题写在《时宪历》封面上，其实质是要以西洋正朔取代中国的传统正朔。但清朝礼部碍于世祖之情面，拒绝受理。
　　杨光先的控告失败，他依然不死心，先后写出《辟邪论》和《不得已》两书，并广为散发，在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杨光先指出，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在历法的背后藏有利剑，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天主教堂，遍布党羽，又勾结权贵，暗自送往迎来，猎取国家情报，图谋不轨之心昭然若揭；当前如不迅速制止西洋人的传教活动，那么中国人就要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这是中国极大的隐患。
　　顺治十八年初，清世祖去世，新即位的圣祖年幼，政权操在辅政大臣鳌拜（？～１６６９）等人的手中。鳌拜原本对天主教耶稣会士存有疑虑，看到杨光先的书后，不禁勃然动怒，于是下令将汤若望等人逮捕法办。经过严厉审讯，拟将汤若望凌迟处死，南怀仁等其它传教士处死。后经孝庄太皇太后（１６１３～１６８８）的干预，汤若望、南怀仁等得以保全性命，只处死了五名天主教耶稣会士①。这就是清初历史上有名的 历法之争.
　　①　　 清廷在拘捕汤若望的同时，各省也拘捕了 30 余名耶稣会士。不久，释放 6人，其余在广东被圈禁，不准传教。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清圣祖清除了鳌拜集团，临朝听政。不久，他按照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旨意，重新审理汤若望一案。圣祖感到，汤若望、南怀仁等图谋不轨一事缺乏足够的证据，而西洋历法却行之有效，这就使他萌发了重新重用传教士，利用西洋的科学技术制造先进器械，以发展社会生产、建设国家的思想。但他转念又想到，如果不给朝野上下的守旧派一个下马威，其良好愿望就会化作泡影。于是传旨会集群臣，让南怀仁（汤若望已于康熙五年病死寓所）和杨光先当众测验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的测量准确无误，而杨光先却茫然不知所措。后又同赴观象台进行实测，依然是西法为准。
　　这就既堵住了守旧派的嘴，又促使圣祖最后下了重新任用西方传教士的决心。圣祖下令，将杨光先发还原籍，汤若望恢复原有职衔和 通微教师 称号，以南怀仁任钦天监监副，执掌钦天监事务，后又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
　　历法之争 事件发生之后，南怀仁一方面受命主持编修历书，铸造西洋新式火炮，另一方面又利用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副会长的身分，吁请欧洲各国派遣传教士来华，以扩大在华的天主教势力。葡萄牙人徐日升（１６４５～１７０８）和法国人白晋（１６５６～１７３０）、张诚（１６５４～１７０７）等先后来华传教。
　　南怀仁将他们推荐给清圣祖。由于这些传教士大多精通天文、历算、舆地、外交，很受圣祖的器重。他们利用在圣祖身边工作、并为其讲书的有利条件，潜移默化地对圣祖施加了各种影响，终于使圣祖在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
　　下谕旨，宣布天主教弛禁，允许耶稣会士自由传教。此旨一下，真不啻久旱的禾苗遇到了充足的雨水。此后１０年间，约有１００名左右的耶稣会士来华。
　　他们在各地建立大小教堂２００余座，洗礼的教士达２０多万人。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又得到了重振。
　　３。礼仪之争与耶稣会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正当在华天主教势力重新得到迅速而顺利的发展时，天主教内部在礼仪问题上的争执却愈演愈烈，以至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都被牵扯进来，最终成为一种政治斗争。
　　早在明朝末年，当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他们就发现，孔孟之道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决不是基督教学说所能取代的。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顺利开展天主教传教活动，耶稣会士在传教方式上尽量适应中国的礼仪习俗，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士祭孔祀祖。但这一作法遭到了天主教其它各派的强烈反对和诘难。不过，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斗争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直至康熙后期，由于罗马教皇公开而直接的干预，才使这场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底，罗马教皇颁布了一个 禁约 ，其主要内容是：凡中国加入天主教之人只许用 天主 二字，不许用 天 字，也不许悬挂 敬天 之匾；祭孔祀祖时，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主祭、助祭，也不许在旁站立，更不许到孔庙行礼；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礼，也不许将祖先牌位留于家中。显然，这个 禁约 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挑战，是妄图以基督教学说取代孔孟之道。因此，它必然遭到中国皇帝、封建官僚和一般士大夫的激烈反对。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底，意大利人多罗（或译铎罗）主教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携带 禁约 抵达北京，亲自督促天主教耶稣会士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次年，清圣祖接见了多罗，向他明确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尊奉孔孟之道，敬天事君、祭孔祀祖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中国人所敬拜的天和天主教敬拜的天主是一致的，基督教的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也相通。圣祖还向多罗郑重地申明了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态度：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谨守中国法度，服从者可受清廷保护，不服从者必须离开中国。对清圣祖这一义正词严的表态，多罗当面不敢辩驳，但他在离京返程的途中，竟于南京公布了教皇的禁令，并发表谈话说，违反教皇禁令者，严惩不贷。圣祖闻讯后，对罗马教皇和多罗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极为震怒，下令将多罗逮捕，押送澳门，由葡萄牙人监禁。不久，清廷又通令在华耶稣会士，必须向中国当局领取居留证，并声明尊重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否则一概逐出境外。
　　面对清廷的强硬态度，罗马教皇恼羞成怒，决心与清廷抗衡到底。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他又颁布通谕，重申中国的天主教士必须遵守 禁约 ，否则逐出教会；在华的耶稣会士如不执行 禁约 ，送回欧洲予以严惩。此通谕一下达，在华的耶稣会士和入天主教者均被迫执行。然而，清圣祖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作法，一方面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另一方面则向国人敲起警钟：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①清圣祖真不愧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的警钟敲得对，敲得及时。只可惜，他的后继者们和封建官僚集团不仅未予充分注意，反而使中国日趋衰弱。终于在其去世１１８年后的１８４０年，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了。回顾这一段和此后８０年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一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罗马教皇的骄横态度，使天主教会和清廷的关系日趋恶化。同时耶稣会士在各地传教时横行不法，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也引起了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平民百姓的严重不安。
　　清圣祖去世后，其子世宗即位为帝。世宗在当皇子时，就对天主教感到厌恶。即位后，他又多次声言，自己不喜欢天主教，更不需要传教士。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１６７３～１７２５）上疏说： 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 他要求将各省的西洋传教士，除一部分送往京师效力外，其余均安插澳门，各地的天主教堂都改为公所，并严禁天主教。这番话正合清世宗心意。于是，世宗下旨，照满保的建议行事，但为不使矛盾激化，又行文各省督抚，在西洋传教士搬移时，给予半年或数月的期限，并派官吏 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①此旨虽未得到全部贯彻执行，但却明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①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纪市舶》。
　　①　　 《清世宗实录》卷十四。
　　不久，在中俄外交往来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１６８９～１７５９）等人，拜谒了清世宗，强烈要求清廷弛禁天主教，归还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世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谈话中，他虽然表示十分喜爱意大利画家、耶稣会士朗世宁修士的画，也询问了有关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其推算过程提了一些问题，显示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他却当着传教士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指白莲教一类的民间秘密宗教）相提并论.他表示，清廷允许西洋传教士留住京城、广州，允许他们与欧洲教廷通信，这已 足够了.世宗明确表态说： 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同时又声明，清廷不准许天主教堂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也不准许天主教肆意攻击孔孟之道。世宗还轻蔑地挖苦天主教说： 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　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 最后，清世宗告诉这些耶稣会士说： 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处，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①这次会见，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不仅关于弛禁天主教、归还没收的天主教堂的两项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且着实被清世宗奚落和 开导 了一番。这充分表明，清世宗奉行的是一项坚决禁绝天主教的政策。
　　皇帝有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决心，臣下就将其变成了行动。据一些史书记载，雍正年间，全国２００余所天主教堂几乎全被捣毁，近２０００名耶稣会士被逐到澳门，天主教在中国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
　　但是，耶稣会士依然不肯轻易退出在中国的活动舞台。雍正后期和乾隆年间，他们采取了秘密的地下活动方式，进行传教收徒，同时又在各地私绘地图，收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对此，清廷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清高宗下令，各州县官吏对此要不动声色，严密访查，即使一二要犯，也不可不严拿务获也。 ②正是由于清廷的严厉取缔和坚决镇压，至乾隆中后期，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华已很难有所作为。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罗马教皇正式下令取缔耶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了中国，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正式宣告解散。至此，在华传教２００余年的天主教耶稣会，终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嘉庆年间，清仁宗对残存的天主教势力进行了清查和扫荡。在他的谕令下，清廷查明京师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共有１１人，其中４人遣送回国，另７人因在钦天监任职而留住京师，但他们出入往来，都由官府随地稽查；而外省地方，不准许西洋人潜住，一经查明，地方官要 即行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归国 ，地方官如查办不力，将 按律治罪 ①。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而未能给中国造成不利影响。
　　①　　 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五。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二）俄罗斯东正教
　　１。俄罗斯东正教的来华
　　俄罗斯东正教是罗马东正教的一个分支。它是伴随着沙皇殖民者对华的侵略，而进入中国的。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沙皇俄国的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政策服务的一种宗教，其传教士都是沙皇政府侵华政策的急先锋。
　　１。俄罗斯东正教的来华
　　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沙皇俄国政府派遣一批武装人员，侵占了我国黑龙江的雅克萨城。当时，俄军中有一个名叫叶尔莫根的东正教士，就在该城内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几年后又在教堂附近修建了修道院，强迫当地居民信奉东正教。这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和修道院。从此，俄罗斯东正教披着宗教的外衣，配合沙俄政府在中国开始了侵略活动。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廷以武力收复了雅克萨城，并将在战斗中俘获的４０余名沙俄军人带到了北京，安置在城内东北角的胡家园胡同。清圣祖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物品，同时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又将该胡同内一座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由俘虏中的东正教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主持。不久，沙俄西伯利亚主教送来了教会证书，将该教堂命名为 尼古拉教堂 ，俗称 罗刹庙 ，或称俄罗斯北馆（即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这就表明，俄罗斯东正教的势力，已从中国的边远地区伸向了统治阶级的心脏。清圣祖作梦也不会想到，由于自己对侵略者的仁慈，使国家此后遭到了东正教２００多年的骚扰和祸害。
　　罗刹庙 建成后，沙俄政府便千方百计将其变为侵华政策的桥头堡。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沙俄政府以列昂节夫年老体衰为由，要清廷准许另派东正教士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遭到拒绝后，又变换手法，暗中派出一些教士随贸易商队来京，加强与扩大了与北京东正教堂的联系。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清圣祖终于同意沙俄政府委派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札伊斯基为首的传教士团来京。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如果说，列昂节夫时代的北京东正教堂还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话，那么，由此开始它已完全变为一种官方性质的宗教，成为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一块重要的基地了。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清廷和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皇俄国取得了定期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和该传教士在京自由居住、传教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取得了在京东江米巷（即今东郊民巷）建立教堂的权利。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沙俄政府在东江米巷建成了一个新的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或称圣玛丽亚教堂，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俄罗斯南馆。不久，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也从北馆迁到了南馆。从此，沙俄政府取得了对华进行侵略的合法外衣，俄罗斯南馆也就成为一个具体策划侵略阴谋的桥头堡。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俄罗斯东正教堂建立后的２００多年间，沙俄政府向中国先后派遣传教士３００多名，建东正教堂３００多座、修道院１所、独立教区６个、神学校２０所、气象台１座。沙俄政府也自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
　　起向北京传教士团提供活动经费：最初每年为６５００卢布，以后增至１６２５０卢布。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兴办的企业和事业４６处，拥有教会财产１５０万卢布。它的势力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教徒总人数达３３万８千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俄罗斯人或俄罗斯籍后裔①。至于中国籍的东正教士人数，目前还未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据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北京传教士团登记的教士名册，仅有３００余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一般只有１名修士大司祭、２至３名修士司祭、１至２名修士辅祭及数名 研究 汉语的 学生 组成，总数为十余人。显然，仅仅依靠这１０余人传教收徒，是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的。不过，我们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传教收徒以扩大影响，而是为沙俄政府猎取各方面的情报，也就是为沙俄政府的侵华政策服务。正是这一点，既决定了中国籍的东正教人数有限，又决定了东正教的传教方法。
　　２。东正教的传教方法
　　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牢记沙皇彼得一世的批示： 为了上帝，要干得小心一些，不要鲁莽，不要因此激怒中国官吏。……我们应当在那儿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有礼貌的战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事业……遭到失败。 ①因此，他们在传教中没有罗马教皇那种骄傲、狂妄、唯我独尊的气质，而是处处显示出一种端庄持重的举止，努力尊重中国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他们讲道多是按以下程序进行：第一，宣传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天地未出现之前，就有一个上帝存在，它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类，并对人类有赏善、惩恶和审判之权。
　　第二，宣讲教义和原罪说。人类从其始祖开始就犯了无数大罪，并始终在罪中受苦。要想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必须信仰上帝、依靠上帝，但人自身必须择善，这样上帝才能帮助他，拯救他出苦海。
　　第三，教导信徒要爱戴和尊敬自己的父母。
　　第四，教士星期日和节日到教堂去祈祷，要专心虔诚；如果不能按时去祈祷，也要自觉地在家中进行祈祷。
　　第五，教导信徒要爱他人，不要做使他人感到委屈和不快的事，更不能干杀人勾当；相反地要尽量做好事，要热爱劳动。
　　第六，教导信徒在夫妇生活中，及与其他异姓交往中，要保持忠实贞洁。
　　第七，教导信徒不要抢夺、偷窃他人的财物，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财物。
　　第八，教导信徒不诽谤、诋毁和欺骗他人。
　　第九，教导信徒既信教，而又要行善事。
　　第十，教导信徒不要把圣像当作神本身来崇拜，而是要作为神的一个形象来崇敬。
　　第十一，对于初信教者，要经常提醒他们遵守教会制度、恪守斋期；如有违犯，要尽量用规劝的方法。
　　①　　 参见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 6期。
　　①　　 转引自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如果仅从上述文字而言，人们一定以为东正教会是一个 正直 而又 仁慈 的 圣地.但是，人们一旦明了它２００多年来在中国所干的各种罪恶活动，就会发现，俄罗斯东正教原来是披着 慈善 外衣的国际间谍组织，东正教的教士也都是披着人皮的恶狼。
　　３。东正教在华的间谍活动
　　自康熙五十五年俄罗斯东正教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到京以来，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为止，沙俄政府共派遣了１８届传教士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报，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工具。大量的事实表明，东正教的传教活动，是在沙俄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与其侵略野心和侵略阴谋息息相关的。
　　政治上，大肆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各种情报。每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自抵达北京之日起，都积极学习汉语、满语和蒙古语，在社会各阶层间开展活动，以广交 朋友 为名，了解中国的各种情况，盗窃各种机密情报。例如，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俾丘林，在京的１３年间，经常出入北京的茶馆、胡同、市场及各种公共场所，对城市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胡同，都进行了实地测量，最后绘制成一幅《北京城廓平面图》，图中详细地标明了北京城墙的高、宽度，以及城内大街、小巷、桥梁、庙宇的数量和位置，然后密送沙俄政府。
　　军事上，充当沙俄侵略军的急先锋。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刺探当地的军队人员、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和英、法侵略军就是在接到传教士关于大沽清军设防的具体情报后，采取了反措施，迅速突破大沽清军防线，并攻占北京，胁迫清廷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其中，《瑷珲条约》的起草者，就是第１３届北京传教士团的医生米？达？赫拉波维茨基。另外，东正教传教士还根据沙皇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拉拢天主教耶稣会士。早在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俄使尼果赖就利用南怀仁的钦天监监正一职，窃取了一张中国的军用地图和清军在黑龙江的设防等机密情报。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中俄举行《尼布楚条约》谈判时，俄使戈洛文特意把担任中方翻译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请到俄方驻地，对他给予的巨大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声言他不久将得到莫斯科方面给予的同等价值的报答。
　　经济上，东正教士披着 慈善 的外衣，进行为所欲为的敲诈勒索。他们自从来到中国以后，就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抢夺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对城镇居民则收取各种赋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沙俄政府跟在其他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向清廷勒索了上亿两白银的赔款。
　　北京传教士团用其中的一部分，修建和扩建教堂，创办教会学校、工厂、医院，建立育婴堂等 慈善 机构，实际上是借机扩大他们的间谍机构，增加他们的掠夺收入。他们用敲诈勒索来的钱财，过着一掷千金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几乎每一届的北京传教士团的团长都是一个贪得无厌、利欲薰心、横行霸道、生活腐化的恶鬼，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文化上，东正教士打着 汉学家 的旗号，进行文化侵略活动。俄罗斯东正教士遵照沙皇彼得一世的谕令，来到中国后即积极学习和钻研汉、满、蒙古语言文字和书籍，从中产生了一批 汉学家.他们一方面编译了大量的汉、满文书籍，如翻译《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异域录》、编译《中国丝织厂资料》、《中国地理手册》等书，又在大量 研究 中国的历史、民族、宗教、地理和风俗习惯后，写出了《蒙古志》、《西藏志》、《中亚各民族志》、《北京志》等书；另一方面大量收集和窃取我国各种文物和重要的图书资料。俾丘林回国时，带走的中国文献资料 分装了１５个骆驼之多 ，他搞到的收藏品 填满了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 汉学家 与东正教士一起，竭力拉拢、腐蚀清廷官员，从宫廷内盗走了《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俄罗斯东正教士和 汉学家 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真可谓有目共睹，罄竹难书。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东正教在华的传播根本不是为了宗教目的，其所作所为充分 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利益 ①。
　　①　　 以上参见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三）基督教新教来华与拜上帝会
　　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时间，落后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二、三百年之久。它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是１９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远东、尤其是中国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１。基督教新教来华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１７８２～１８３４），带着伦敦布道会交给他的使命（学会汉语、编一本汉语字典及翻译《圣经》），来到了广州。
　　为了躲避清地方当局警惕的目光，马礼逊在广州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国货栈里，又参加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而以公司的一名职员身份得以公开活动。他白天在公司里办公，夜晚发奋学习中文。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马礼逊的中文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于是，他一方面在澳门、广州广泛向当地的士大夫和下层群众传教，另一方面则编纂汉语字典和翻译《圣经》。
　　由于清地方当局对西洋传教士的高度警惕和严密控制，以及中国人民的冷眼相视，马礼逊的传教收徒成效甚微。直至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的重阳节，他才在澳门一处僻静之地，像小偷一样地为一个名叫蔡高的中国人洗了礼。５年后，蔡高被捕，病死狱中。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马礼逊在马六甲为广东人梁发（１７８４～１８５４，号学善）洗礼入教。梁发由此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公认的第一位新教华人牧师。
　　这期间，马礼逊还参考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圣经》汉文手抄本，译成了《圣经？新约》，并在广州印刷了千余部之多。他又与助手、新教教士米怜合译了《圣经？旧约》，刊印发行。另外，马礼逊在梁发的直接帮助下，出版了由他修订或撰写的《使徒行传》、《神道论》、《耶稣教法》、《救赎救世总说真本》。这样，经过马礼逊之手，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都流传到了中国。马礼逊还利用《康熙字典》等书，编著了一部《华英字典》，全书共６卷，厚达４５００多页，由东印度公司资助于道光三年全部出齐。从中西文化交流来看，马礼逊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礼逊来华后，美、德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美国虽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展很快。至１９世纪初期，它对华贸易的总额仅次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对外寻求殖民地，以适应资本家的扩张野心，美国的新教会，即美部会，决定派遣裨治文（１８０１～１８６１）和雅裨理来华传教。他们于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来到广州。不久，德国传教士郭士立（１８０３～１８５１）等人也相继来到澳门、广州等地。
　　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传教士来华后，积极向马礼逊取经。他们努力学习汉语，脱下西装，改穿汉人衣服，蓄长发，广泛结交当地官僚和士大夫。裨治文在到达广州的第三年（１８３２年）创办了《中国丛报》，自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该刊的主要任务是向欧美列强、尤其是美国人提供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机密情报。裨治文本人在该刊中赤裸裸地鼓吹，以武力制服中国。郭士立来华后，竟然置清廷的禁令于不顾，多次潜入中国沿海地区，侦察中国的军事设施。他在侦察中发现，中国由于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武备废弛，军事设施腐败，武器、弹药质量低劣，官兵素质极差，战斗力低下。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因此，郭士立和裨治文一样，也赤裸裸地鼓吹灭亡中国，使基督教上帝的 荣光 在这个东方大国中出现，使耶稣成为中国人的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继马礼逊、裨治文、郭士立等传教士之后，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争先恐后地派遣新教传教士来华进行间谍活动。但由于清廷的严密控制、封锁和禁止，至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总共不到２０人，所收信徒也不满百人。
　　这就意味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局面并未打开，它远没有征服住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齐声鼓动欧美列强发动对华的武装侵略，叫嚷：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①鸦片战争后，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像决堤的潮水，纷纷涌入中国，掀起一阵对华贸易的狂潮，无休止地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脂膏。但是，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签定的《南京条约》，却对基督教传教一事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自雍正年间清廷制定的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政策，依然有效。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英、美、法、德等国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时，就不断遭到当地官吏的阻挠，因而更引起了对抱有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这一基本信条的各国传教士的普遍不满。
　　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受阻，同样引起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不安。
　　他们深知传教士在对华侵略政策中所起的急先锋与桥头兵的作用，因而也在寻找机会，以迫使清廷放弃禁教政策。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英国的谈判代表在中英双方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附加了一个弛禁基督教的内容，即此后凡在中国内地被拘捕的传教士，清廷不得再处以死刑，而必须将其交给该国驻华领事馆处理。这实际上是默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
　　两年后，法、美两国政府频频对清廷施加压力，迫使清廷准许传教士在中国建造教堂、医院、坟墓等。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２５年）底，两广总督耆英（１７９０～１８５８），在答复美国领事的质询时宣布： 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 次年初，清宣宗颁布上谕，把基督教、天主教与白莲教等 邪教 严加区别， 业已准免查禁 ，同时宣布发还康熙年间所建的天主教堂①。这样，基督教凭借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庇护，再次取得了在中国合法传教的地位。基督教士在中国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所欲为的时代开始了。
　　基督教在中国再次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之后，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各国传道会，以及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他们已从沿海和边疆地区流入中国内地，所到之处，修建教堂、医院、育婴堂，购置田地，吸收中国人入教。
　　据一些专家统计，从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到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基督教新教教士由３１人增加到１００余人，教徒由６千人增加到２万人；１９世纪末，传教士增至１５００人，教徒达８万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全国共有新教传教会８２个，传教士３８３２人。与此同时，卷土重来的天主教势力，发展更为迅猛异常。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全国已有代牧区３７个，教徒７４万，教士１３５６人，其中外国传教士８８６人。②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在中国已泛滥成灾。
　　①　　 转引自周燮藩等著《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245 页。
　　① [法]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75、81、80页。
　　２。天主教教会及其传教方法
　　基督教在中国恢复传教活动以后，天主教的势力发展很快，罗马天主教皇为施淫威和加强控制，设立了地方性的主教区（或称代牧区）。主教区的最高负责人为主教，他由罗马教皇直接任免，一切听命于罗马教皇。主教区的下面是教堂区，这是教会的基层单位。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建有天主教堂，以聚集附近的教士，过宗教生活，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一个名叫笪（ｄá音达）良仁的天主教神父，曾用下面的语言记载了天主教堂的一般情况：每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专为集合教友的一座屋子。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竖有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帧耶稣或圣母的圣像，四或六只粗制的烛台，一幅帷幔掩住了墙壁，作为小堂的底幕。在祭台两旁的小几桌上，悬挂着两幅画得并不高明的天神像：一幅是护守天神导引着一个中国小孩，一幅是总领天神弥额尔战败幽王魔鬼的像。这两只小几桌因而称作天神台。小堂旁边就是神父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两间，内间作为卧室，外间作为餐室①。
　　每当过宗教生活时，教友先聚集于堂内，高声朗读 求为神父诵.然后神父走进堂内，向教友们洒圣水，接受他们的磕头行礼，接着又宣讲 教理问答 ，最后让教友们领 圣体 （一种无酵面饼和葡萄酒）。至此，本次宗教生活结束。
　　那么，教堂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以被罗马教皇称为 远东第一大教堂 的余山教堂为例，可见一斑。余山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建于松江（今上海松江县）余山顶上的一座教堂。它最初是一个希腊式的十字形小教堂，山上有神父疗养所，山下有天父亭、圣母亭。教堂区的负责人为神父，他直接对主教负责，管理本区的天主教徒。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天主堂内开办 保守班.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上海天主教的刊物《圣心报》曾报道了徐州府通过办 保守班 发展教徒的情况。该刊说：本省徐州府八县一州，十数年前教友无人，今领洗者２３０３７名，保守者３３９７４名，男学共３７０，女学共１２４。凡保守者先在本庄学堂内，学会十端要经，并粗知要理，然后到各司铎所设之保守学内，另行学习。
　　冬时男女各两班。春天同。每班约２０人。各将所学经言，所听道理，男者日日到司铎前，女者到献堂会先生（即献堂会修女）前，背诵复讲，不稍宽假，与小学生无异。学习时，在堂偕老教友并学生等同念经文。……
　　保守者约习２０天左右。择其优者，先领洗，次日领圣体而散。余则暂留，必待其功课有所把握，乃与之付洗。一班去，一班来。本年只算大人领洗，有２９５６人之多。
　　另，在 保守班 中， 保守者 是免费获取膳食的①。
　　②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973页；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247页。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卷，第 126-127页。
　　天主教传教士还很注意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农村、特别是家境贫寒而又缺食少衣的农民中传教收徒。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被其主教称为 婴孩的猎手.这是因为他所到之处，专门寻找那些因饥寒交迫而无法被抚养的婴孩。
　　一旦找到这样的婴孩，他就大发 慈悲 为他们看病，供给他们饮食，然后为他们洗礼，成了天主教士。据一份报告记载，这位天主教神父在道光二十四、五两年中， 付了３１２名成人的洗礼，劝化了至少有同样数字的教外人和付了１４００名教化婴孩的洗礼。 ①真可谓 功勋 卓著。
　　３。基督教与拜上帝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广西金田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次革命历时达１４年之久，给了清朝统治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亚洲革命高潮中，都显现了特别耀眼的光辉。但是，这次革命却是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的拜上帝会组织和发动的，而拜上帝会又是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创立的。
　　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广东花县人，原名火秀，又名仁坤。自幼好学，７岁时入村塾读书，精于四书五经。青年时期，他热衷于科举功名，但１０余年间却屡试不第，遭受打击之沉重就可想而知了。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应试失败，在极度的愤懑苦闷之中，阅读了中国基督教牧师梁发撰写、西方基督教士马礼逊亲手修订的《劝世良言》。该书在当时是一本比较流行的基督教传道书。洪秀全读后，感到大开眼界，与中国的经书迥然不同。也许是由于好奇心，也许为屡遭挫折失魂落魄而产生的无奈心情所驱使，洪秀全按照自己理解的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用冷水浇灌自己的头，以示洗去罪恶，去旧从新，俨然成了一名新的基督教徒。
　　不久，洪秀全与同为科场上失意的好友、广东花县人冯云山（约１８１５～１８５２）、族弟洪仁玕（１８２２～１８６４）一起精心研读了《劝世良言》。他们对该书中宣扬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独一真神有极深的印象，对书中劝人敬拜上帝以拯救自己的灵魂的思想感触良多，又结合自己在科场上屡次失意、身边百姓在苦难中的煎熬，痛切地感到只有信仰上帝，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和罢黜诸神，才能改变世道人心。于是，他们决定为建立拜上帝会而前往广西、广东各地，进行宣传鼓动，吸收贫苦农民、烧炭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入教。
　　道光二十四年二、三月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在广东各地传教。开始时，他们只是反复地向人们宣传要敬拜上帝，劝人修善，并称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无险无阻，不拜上帝者必被虎蛇所咬；拜上帝要专一，不得拜其他神，否则罪孽加深。宗教礼仪也很简单，一般而言，在屋子的一角放一张桌子，称作 神台 ，神台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入教者许愿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最后以清水浇灌头顶，表示洗去罪恶，除旧立新。由此而言，这时的拜上帝会既没有触及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土地问题，又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因而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传教成效甚微。
　　①　　 顾裕录：《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6 、59-60 页。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卷，第 141页。
　　五月初，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开广东，到广西传教，虽然说服了一些贫苦农民，但依然收效不大。洪、冯２人协商，洪再回广东传教，冯则到广西紫荆山地区，向那里的烧炭工人传教，扩大拜上帝会的势力。
　　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活动上。他先后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这些著作虽有一些基督教的色彩，继续宣扬敬拜上帝，不拜邪神；劝人行善，不做恶事；把耶稣当作上帝的长子，洪秀全自己是上帝的次子，称耶稣为 天兄 ，但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的黑暗，表示了极大的愤恨，萌发了扭转乾坤的思想。
　　例如，洪秀全根据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说法，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他还运用先秦时代 天下为公 的思想武器，萌发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洪秀全在他后来所写的《原道觉世训》中，公开提出了神妖对立、斩尽妖魔的思想，这显然是运用宗教语言，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时，以革命道理启发烧炭工人杨秀清（１８２３～１８５６）、萧朝贵（１８２０～１８５２）等人说，你们长年以烧炭为生，备尝艰辛，受尽了苦难，何时能出头呢？不如大家都加入拜上帝会，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冯云山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杨、萧和紫荆山的烧炭工人大多加入了拜上帝会，杨、萧２人后来还成为太平天国政权的东、西王。正是由于洪秀全、冯云山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使 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 ①，领导广大贫困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众，逐步转移到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方向，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终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太平天国革命。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做了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时称天王），对拜上帝会的教义、戒律和宗教礼仪做了一套完整的规定。
　　在教义上，拜上帝会摒弃了基督教所宣扬的下述教条，即世人的贫富贵贱、生死祸福均听命于上帝的安排，信教者只有忍耐一切苦难，其死后灵魂方能进入天堂；而主张斩邪留正，杀尽一切妖魔（实指清朝统治音），永远不准他们在人世间再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并指出，世人如敢再拜邪魔，必与邪魔一同治罪。
　　在戒律上，拜上帝会基本上抄袭了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但改为 十款天条.现将两者内容对比于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1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摩西十诫
　　除上帝外不可敬拜别神不许制作偶像不许称耶和华的名字应以安息日为圣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许贪恋他人财物
　　十款天条
　　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
　　从上述条款中的文字来看，十款天条似乎与摩西十诫无多大区别，而且其中颂赞莫须有的皇上帝恩德和不杀人害人更是消弭人民革命、模糊人民视线的戒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皇上帝和不杀人害人的含义已经改变。因为皇上帝只是一个名誉领袖，真正的领袖是皇上帝之子、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所以 崇拜 也好， 颂赞 也好，实际上都是指洪秀全而言。
　　又因为十款天条成为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的军律，显然这里的不杀人害人一条，就是告诫太平军战士不要骚扰老百姓。实际上，每个太平军战士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之后，都清楚自己的敌人就是清朝统治者及其御用军队，要战斗，必然要杀人，即杀敌人。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与摩西十诫已有本质的区别了。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拜上帝会在吸收会员时，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验，尤其是在战争中进行严格的考验。经审查合格，才能准许他们入教，并接受洗礼。其具体仪式正如天王洪秀全在《天条书》中所规定的那样：（入会者）当天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祷，祷毕或用面盆水周身洗净，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后朝晚礼拜皇上帝，求皇上帝看顾，赐圣神风化心。食饭感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如是则成皇上帝子女，在世皇上帝看顾，升天皇上帝恩爱，永远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间，不论中国、番国、男人、妇人，总要如是，方升得天堂。
　　受洗入教者还要高声朗诵如下的祷词：小子○○○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祷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怜，赦从前无知，屡犯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开恩，准赦前愆，准改过自新，魂得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①。
　　①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版。
　　拜上帝会还有一套札拜的仪式。他们的礼拜日是每周的星期六。每当星期五的夜半钟声敲响后，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拜上帝会成员和人民都聚集起来，礼拜上帝。星期六黎明时，他们先做祈祷，然后回家。在当天的正午和傍晚时，分别举行一次礼拜活动。其方式是：礼拜开始时，齐声朗诵《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接着再唱：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天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又朗诵一段《三字经》：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死三日，复重生，四十日，论天情，……
　　然后，全体下跪，读祷文。此时，号角声和萧声一齐响起。读完祷文，全体起立，在各种乐器的伴奏下，齐声颂赞道：我王万岁万万岁！
　　最后，以诵读十款天条、焚香和鸣放鞭炮，结束本次的礼拜活动①。
　　４。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会侵略和压迫斗争（史学界称之为反洋教运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从时间上看，近代历史的８０年中，它占了５０余年；其次，从分布地区而言，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边疆到内地，几乎遍及全国；再次，从参加的阶层来看，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中小地主、封建官吏、兵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斗争次数而言，共达４００余次，不亚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数目。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宣告了它们瓜分中国阴谋的破产。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工具——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压迫、剥削激起的。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庇护下，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打着 劝人为善 的虚伪幌子，为非作歹，胡作非为。他们所到之处，总是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式，公然蔑视中国各级官府，无理干涉其内部事务；无视中国的法律，干预诉讼案件，为犯罪的传教士开脱罪责，并私设公堂，恣意刑讯中国的老百姓；强占土地和房屋，向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横征暴敛；设关置卡，强行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税；自行设立武装，镇压人民。基督教的一个教堂区，往往就是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谁对它都无可奈何。传教士所办的 慈善 事业如医院、育婴堂，更是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里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①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一册，《天条书》；［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4-255页。
　　例一，现今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着一个无辜被害的中国人的心脏。据记载，某年的一天，一名中国人来到协和医院看病。一个传教士医生为其诊治后，认为他的病情一般，吃点药就会好。但当他发现这名中国人的心脏长得较大，很有科研价值时，就 热情 地留其住院 治疗.谁知，病人住院后，不仅得不到任何治疗，而且还受到院方的百般迫害。不久，这名病人病情越来越重，传教士医生却在暗自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名无辜的中国人就死在了医院。传教士医生迅速取出了死者的心脏，制成标本，以供其科研之用。
　　例二，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热河东部（今辽宁省西部）发生了一起矛头针对外国传教士的人民起义。当起义群众焚毁一座教堂后， 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无珠无心 ，另外还有 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未醒 ①，这就难怪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 教堂迷拐，挖眼剖心 的一句话语了。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从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上海的青浦教案起，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止，这５０余年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道光二十八年的青浦教案起，至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前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各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多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没有提出任何斗争口号，因而也未能得到更多的群众支持和参加。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余栋臣起义起，至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止。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从斗争艺术、还是从斗争水平上，都有极大提高，民间宗教、秘密会社（如天地会、哥老会）在其中起着核心和领导、组织作用，并提出了 扶清灭洋 等口号，进而把广大群众的分散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下面选择几个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①青浦教案。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英国传教士雒魏林、麦都思等３人，未经许可，擅自到离上海县城９０华里远的青浦县，进行非法活动，并散发宣道小册子，引起路人的围观和争相索取。雒魏林竟趾高气扬地用手中拐杖，在人群中乱击，引起众怒。在场的观众进行自卫反击，将３名传教士打伤。事件发生后，英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无理要求当地官吏惩处中国群众，被拒绝后，又卑鄙地进行外交讹诈，声称如中国不满足其无理要求，英国进口船只将拒绝交税，不准中国北上的漕船离开上海，英舰将封锁沿海海面。清廷在阿礼国的讹诈面前吓破了胆，撤换地方官吏，逮捕 肇事 群众，并枷号示众，赔银３００余两。青浦教案虽然只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小教案，但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序幕，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德福片。
　　②余栋臣起义光绪十六年和二十四年，四川重庆府大足县发生了由秘密会社成员余栋臣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
　　四川大足县是基督教堂林立之地。传教士在当地霸占成千上万亩良田，收取高额地租，并大放高利贷进行盘剥，同时资本主义列强的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一方面加速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另一方面造成白银外流，促使当地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苦难已极。余栋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秘密会社作为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光绪十六年秋发动了矛头直指基督教会势力的武装起义。余栋臣发布了起义檄文，历数了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在华的各种罪行，号召人民参加起义。清廷闻讯，生怕这次起义危及自己的统治，急忙派重兵进行围剿，并于次年三月最后将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二十四年夏，余栋臣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他明确地提出了 扶清灭洋 的口号，以争取清地方官吏、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及基督教会势力。但清廷在法国驻华公使的压力下，再次调集重兵围剿，并运用安抚手段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至当年底，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余栋臣本人被清军生擒。不过，他受到了掌握朝政大权的西太后的厚待，没有以谋反罪处死。这显然与西太后当时的处境有关。因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即清军镇压余栋臣起义的同时，西太后以血腥手段镇压了 百日维新 ，囚禁了清德宗，并图谋废弃他，但由于西方列强的反对而未果。西太后为发泄自己的怒气，保留了余栋臣的生命。故此举实为她向西方列强 示威 的一种方式，而并非对人民反洋教运动有什么好感。
　　③热河金丹教起义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十月，热河东部的朝阳、建昌、平泉、赤峰等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金丹教起义。它的斗争矛头直指法国天主教士、蒙古王公和清朝地方官吏。
　　热河地区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林立之处。据史载，该地区共有大小天主教堂１５８所，天主教士遍布各个州县，横行霸道，恣意欺压、甚至屠杀当地百姓和儿童，引起极大的民愤。当地人民群众早已蕴藏着仇杀天主教士的怒火。
　　热河地区蒙、汉两个民族矛盾也很尖锐。蒙古王公在清廷的庇护下，利用职权任意奴役汉民，致使汉民对蒙古王公恶感日深。
　　热河地区自嘉庆年间就有金丹八卦教的秘密活动。光绪初年，以种蒙古旗地为业的农民杨悦春，目睹天主教会势力和蒙古王公、清地方官员欺压群众的种种暴行，于是以行医为名，在热河地区广泛传教收徒。金丹八卦教势力发展很快，杨悦春被尊为总教师。光绪十七年十月初，杨悦春得知蒙古王公以打猎为名，欲行杀害汉民、霸占汉民土地的消息后，立即以金丹八卦教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不久，杨悦春正式率众起义，各地许多金丹八卦教徒和在理教徒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蒙古王公和天主教堂。起义的头几天，起义军就焚毁了天主教堂８０余间，击毙天主教士数百人之多，一时间声势十分浩大。天主教士和蒙古王公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魂飞魄散，逃之夭夭。清廷闻讯，急令直隶总督李鸿章统筹部署围剿事宜。在李鸿章的指挥下，迅速云集的清军分路进剿。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起义军寡不敌众，终于失败了。
　　余栋臣起义和金丹八卦教起义，以秘密会社和民间宗教为核心力量和组织形式，提出了鲜明的斗争口号或目标，并把以往单纯反对基督教不法活动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相联系，这的确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④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光绪二十六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远远地超出了反洋教的斗争，但确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这个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高潮和总汇合。况且，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均与反洋教紧密相联，故义和团运动又有 庚子教难 的称呼（１９００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可见，即使从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鼓舞和影响下，一些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日益觉醒。他们决心摆脱罗马天主教会和外国教会势力的控制，开展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上海教徒俞国桢发起组织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创办机关报《圣报》。该会号召中国的基督教徒要有爱国、爱教的思想和自立、自治的精神，并指出，中国不太平的根源，就是外国人的干预，因此，教会如能自立，国家便能自立；教会如不能自立，国家必不能自立，而国家一旦灭亡，那么平民百姓、教民都要当外国人的奴才。要想不当外国人的奴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的基督教民赶快立教，中国的基督教赶快自立自治。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创立后，响应者颇多，在清末影响日增。
　　５。西洋传教士功罪是非
　　有清一代，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功罪是非呢？
　　一般说来，在清初顺治至康熙时期，西洋传教士的功绩是主要的。他们带来了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仪器，如以西洋历法修改和校正中国历法的讹误，为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增加异彩；为清廷制造西洋大炮，增强了清军在镇压三藩叛乱中的军事力量；用科学仪器于水利工程，测量水势，计算闸口的流水量，为清廷整治黄河做出了贡献；测绘地图，康熙年间传教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从测量和绘制的时间、技术来看，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绘图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和俄罗斯外交谈判中充当翻译，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顺利签订尽了力；将中文典籍译成西文，西文典籍译成中文，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决不是帮助中国富强，而是适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寻找殖民地服务。就是在康熙时期，他们也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在中俄外交谈判中，西洋传教士徐日升等人向俄方代表团出卖了不少中国的机密，以致于俄使戈洛文不仅向他们表示感谢，而且一再声称给他们同等的报酬。杨光先反对使用西洋先进的历法，这当然是错误的，反映了中国官僚士大夫的愚昧和无知。但他所揭露的西洋传教士的种种罪行均为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雍正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各教派传教士，都是 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①，他们在华的一切活动都服务于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 炮舰政策 ，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他们在华的侵略活动和罪行必须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否定。但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的某些活动也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例如，他们兴办的医院和学校，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