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始于唐而盛于元 ①。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元朝已广为流传。明代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它的发展。到了清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宗教。
　　（一）统治阶级的伊斯兰教政策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统治者出于愚昧和无知，将民族高压政策强行推进到了伊斯兰教聚居的甘肃、陕西和青海一带。清摄政王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年）甚至亲自下谕旨说，伊斯兰教民如不剃发称臣，当地的地方官吏以及家长、乡守、地保、邻佑，一律严惩不贷。剃发令激起了陕甘回民的强烈不满。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他们在米喇印（？～１６４８年）、丁国栋（？～１６５０年）的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一度给予清统治阶级以强烈震动，直至顺治七年才被血腥镇压下去。
　　米喇印、丁国栋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统治者又愚昧地认为，伊斯兰教与释、道二教无法比拟，其本身无丝毫可取之处，一度曾产生禁止伊斯兰教活动的想法，但又害怕由此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斗争，于是，清统治者为安抚回、维吾尔族的民心，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宽容政策。伊斯兰教又获得自由传教和活动条件。
　　乾隆时期，清高宗致力于发展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采取笼络和优容伊斯兰教上层的方针。在瀛台南（即今北京新华门外）建有回回街，允许伊斯兰教民自由贸易。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当清军征讨准噶尔部霍集占时，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额色尹（即高宗后来的宠妃和卓氏的五叔）、图尔都（和卓氏之兄）率军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并立有功勋。二十五年，图尔都与其妹和卓氏应召入京，觐见高宗。高宗亲自宴请了他们，赐给图尔都大量金银和一座房屋。不久，和卓氏进宫被封为和贵人，不几年又连续进封为容嫔、容妃（因其貌美体香，故又称为香妃）。
　　容妃（１７３４～１７８８），姓和卓氏，进宫后极受高宗宠幸。高宗专为她在瀛台南建一宝月楼（即今新华门），作为居住之所，又因宝月楼面对回回街，正好使容妃寄托思乡之情。高宗还不时地赐给她大量的金银、食物，并为她配备了回族厨师。高宗东巡、南巡、行围，也多带她同行。现今流传于世的一张《香妃行猎图》，描绘了高宗在前策马射鹿，容妃在后骑马紧随，并递上一矢的情景，给人以夫唱妇随的和谐形象。高宗还将圆明园方外观，作为容妃礼拜之所。每逢容妃在内作礼拜，高宗都在观外面静静地等候。
　　高宗一生只有两个皇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皇后乌喇那拉氏死后，高宗不再册立皇后。这样，容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侍帝最久的颖妃，成为高宗事实上的次妻。容妃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病死，遗体按伊斯兰教礼仪下葬，灵枢上写有 以真主的名义…….容妃在乾隆一朝所受的宠幸，充分反映了清高宗所执行的伊斯兰教政策。
　　①　　 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960 页。
　　但是，自乾隆中后期开始，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老、新两个教派，两派为争教而发生的争斗愈演愈烈。清高宗为稳定社会秩序，竟然偏袒老教，咒骂新教为 邪教 ，严加取缔，从而激起了苏四十三和田五的两次反清起义。
　　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清廷正式宣布新教为 邪教 ，一经发现即严惩不贷，强行拆毁新建的清真寺，采取一系列措施稽查和约束伊斯兰教新教的教民。
　　然而，这都未能有效地阻止新教教民的反清斗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５朝中，他们的反清斗争从未中断过。虽屡遭残酷镇压、屠杀，教民们仍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治年间的回民领袖马化龙（１８１０～１８７１）
　　在英勇牺牲前，赋诗表达了这种心情。其中的一首说：凤凰有难白鹤救，　　凤凰出洞百鸟行。
　　白鹤落在凤凰地，　　百鸟朝凤心得一①。
　　①　　 转引自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19页。
　　（二）四大门宦与三大教派
　　清代，我国的维吾尔、回、撒拉族等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云南和京畿地区，有所谓四大门宦与三大教派之说。
　　１。四大门宦
　　清代的伊斯兰教门宦与苏非派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一个很重要的派别，约创建于１０至１１世纪。该派专注于精神修炼，为人处世往往持超脱无为的态度；主张崇拜 圣徒 ，并把拜谒 圣徒 坟墓与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视为具有同等意义。１２世纪时，苏非派内部因在其赞美安拉等问题上产生无法调和的意见，如有的主张高声念诵，有的主张低声念诵，还有的主张心中默念（即在参悟中念诵），于是也就产生了数以十计的教团，其中就有后来传入中国、并被称为四大门宦的教团：什板顶耶教团（即虎非耶门宦和哲赫林耶门宦）、卡德林耶教团（即格的林耶门宦）、库布林耶教团（即库布林耶门宦）。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鉴于边疆和沿海地区的安宁，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加，促使清廷一度开放海禁。这就推动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于是，苏非派的上述教团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
　　什板顶耶教团、卡德林耶教团和库布林耶教团，原本各自都是一个上有教主、下有清真寺的严密组织。教主为一教团的首领，对本教团内的教徒有生杀予夺之权，他的言论就是法律，教徒必须言听计从；教主死后，其子孙世袭掌教。它们自来到中国的西北后，很快即封建化了，不仅独占清真寺，霸占教民的 天课（即多余而上交清真寺的钱财），而且还利用这些 天课 购置大片土地，然后租给当地农民耕种，进行封建剥削，俨然如同内地的封建地主。正因为这个原因，上述３个教团被清廷地方官吏称之为 门宦.但３个教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虎非耶、哲赫林耶、格的林耶和库布林耶四大门宦。需要说明的是， 门宦是清朝统治阶级对苏非教团的称谓， 四大门宦 是今天学术界对它们的称谓，而中国的苏非教团从无此自称。
　　四大门宦的一般情况如下：（１）虎非耶门宦虎非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隐藏的 ，或 低声的 ，即主张赞美安拉时，要低声念诵，故又称 低念派.据记载，该派是在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年），由穆罕默德第２５世后裔赫达耶？通拉希创立的。该派在修行方法上，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制度进行修行，不赞成过分的禁欲苦行；修道者分为３级： 穆勒师德 ，意即教主； 海里凡 ，意即教主的接班人； 穆里德 ，意即教徒。
　　（２）哲赫林耶门宦哲赫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公开的 ，或 响亮的 ，即主张在赞美安拉时，要响亮而又高声念诵，故又称 高念派.该派的创始人为马明心（１７１９～１７８１），又名明新，经名伊布拉欣，字复性，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人。据说，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早年随叔父前往麦加朝觐，后在也门伊斯兰道堂留学。乾隆中叶，回国后在循化、河州（今临夏）等地传授哲赫林耶教旨。该派主张崇拜圣徒及拜谒圣徒坟墓，竭力鼓吹禁欲主义。在清代，该派多次发动和领导了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给了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３）格的林耶门宦格的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大能.学术界一般认为，该门宦渊源于苏非派卡德林耶教团。据有的学者研究，它的创始人为兰州皋兰县班房狱卒海阔①；还有些学者认为是穆罕默德第２９世后裔阿布都？董拉希。据传，阿布都？董拉希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来到河州，收祁静一（１６５６～１７１９）
　　为徒，将格的林耶教旨和功法尽传与他。祁静一遵其师所嘱，出家静修传道，所收门徒甚多，于是自称祁门派，成为格的林耶门宦的一个支系。格的林耶门宦，遵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认为真主安拉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的 大能 就显现在万物之中，因此，崇拜真主就要先 认本身 ，即 慎独静修 ，随时默念无字真经.（４）库布林耶门宦库布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至大者.据学者推测，它在康熙至乾隆时期传入中国，该门宦的始创人为穆罕默德后裔穆呼引迪尼。据传，他曾数次来中国传道，最后定居在河州东乡大湾头，改姓中国姓，叫张玉皇，颇有在当地称霸之志，故该门宦又称为 张门 ，或 大湾头门宦.该门宦主张静修参悟，静修时教徒一般居住山洞，不见除送食者之外的任何人，静修的时间一般在４０天以上。
　　２。三大教派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清代，逐渐形成了３大派：格底木（老教）、伊合瓦尼（新教）和西道堂。
　　（１）格底木和伊合瓦尼派格底木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古老的 ，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一派。
　　元明两代和清代乾隆朝以前，它又成为回族地区伊斯兰教的唯一教派，俗称 老教.乾隆中叶，甘肃阶州回民马明心，自也门归国。之后，他耳闻目睹了门宦制度给当地农民带来的苦难，感到长此下去，伊斯兰教将无法在中国立足。于是，马明心在循化创立了 伊合瓦尼 （阿拉伯文原意为 新的 ），俗称 新教 ，企图以此革除门宦制度的弊病。
　　实际上，格底木和伊合瓦尼，即老教和新教，都承认四大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在伊斯兰教的教律、戒条、信仰等方面也都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从主要方面来看，两教并无区别。但两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具体的宗教修持方式，即宗教仪式方面。如在收受 天课 方面，老教规定，有钱财及各种收入的教徒，除生活必需品之外，都要按一定比例交给清真寺，这部分钱财实际为教主所独占；新教则规定，不仅不收教徒的 天课 ，反而给教徒一些必要的周济。再如，阿訇念经所收报酬方面，老教教民经常在家里举办纪念亡人的活动，请阿訇念经超度，每次都要送上一份厚礼，有的还送羊只、布匹，加重了教民的负担；新教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将其作为谋生发财的工具，不仅对《古兰经》本身，而且对圣主安拉也是一种亵读，因此阿訇念经应不收或象征性地少收一些钱文，并规定阿訇每次最多只能取忏钱５６文。这些主张，对西北地区贫困的伊斯兰教民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许多老教教民争先恐后地改奉新教，从而导致新教势力大增。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363页。
　　新教势力的剧增，引起老教的强烈不满，并向官府告状说，马明心及其同伙 妄言祸福，煽惑愚民 ，地方官偏袒老教，于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
　　将马明心逐出循化。但马明心的徒弟贺麻六乎、苏四十三等继续传播新教，在各处清真寺 墙壁画门为图，妖言显圣，摇头念经、跳舞等 ①。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苏四十三等又将马明心请来，并在撒拉族居住区设立１２个掌教，又新造３座清真寺。结果又为老教告发。地方官令取消新建清真寺和所设的掌教，引起了新老教徒的互相仇杀。苏四十三等人在械斗中杀死４０余名老教教徒，事态扩大。陕甘总督勒尔锦闻讯，一面派兰州知府杨士玑等率兵前往镇压，一面秘密逮捕了马明心，将其押往省城兰州狱中。三月，苏四十三率领撒拉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击毙了杨士玑，接着包围了兰州。兰州守军在危急中，将马明心绑赴城头，要他劝说苏四十三撤军，被拒绝，清军残忍地将马明心杀害。不久，前来镇压的各路清军陆续来到城下，苏四十三只得撤军。八月，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２）西道堂西道堂是甘肃临潭人马启西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创立的。马启西（１８５７～１９１４），字公惠，道号西极园。自幼入私塾，熟读汉文经典四书五经，后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瓜分下，处于四分五裂的时代，广大回族人民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为贫困。因此，马启西就想用伊斯兰教和孔孟儒家思想把伊斯兰教民团结起来，以改变本民族的悲惨处境。正是抱着这种愿望，他十分重视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刘智（字介廉，约１６６０～１７４０）的汉文译著，并在当地教民中广为宣传，务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公开宣称，刘介廉种了子粒，他要让它们开花结果。于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新教派——西道堂应运而生。
　　西道堂规定，教徒要将家产捐赠道堂，道堂出资组建农场、牧场、商场等，将教徒分配其中某一行业工作，他们过集体生活；教堂注重教育，每一个教民自幼都要接受初级教育，学习的功课就是四书五经，以及伊斯兰教的一些汉文译著；教长实行终身制，但子孙不得世袭。由于西道堂注重使用汉语解说的伊斯兰教教义的译注，以及把伊斯兰教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揉合在一起，故被称之为 汉学派.实际上，这个名词很不贴切。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教派，而使用伊斯兰教教义的汉文译注，与 汉学 也无共同之处。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
　　（三）清真寺与掌教制度
　　清真寺是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的称谓，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正式定名，清代沿习未改。因其是伊斯兰教民作礼拜的场所，故又俗称礼拜寺。
　　据明清之际的一些回族伊斯兰教学者的解释， 清 是指真主清净无染、不拘方位、无所始终； 真 是指真主独一至尊，永存长在，无人所能比拟。
　　总的意思是赞美真主独尊而又清净不染。至于 寺 ，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大约在秦汉时期，寺就成了 官舍 （即官署）的总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寺 又为佛教教堂所采用，此后，其它宗教教堂相沿未改。由此可见， 清真寺 起初就是伊斯兰教民赞美真主安拉及为自己祈祷福音之地，即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到了明末清初，特别是在门宦制度形成以后，清真寺的职能大为扩展，逐渐成为伊斯兰教民进行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场所。另，在伊斯兰教民进行反清起义时，它又成为军事生活的场所。
　　清代伊斯兰教起义在其规模、次数和影响上，都是历代所无可比拟的，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清真寺在其中所起的组织、发动伊斯兰教民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在门宦制度存在的时期，清真寺又成了欺压、剥削伊斯兰教民和当地汉民的策划地和场所。总之，清真寺在清代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超过了以往历代。
　　关于清真寺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三掌教制。
　　三掌教制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又称三道掌教制，它们分别是：伊玛目（汉文为住持）、海推布（协教）、麻进（赞礼），又称老师傅①、二师傅、三师傅。从明代到清康熙年间，教长都是世袭制，并领取朝廷礼部颁发的札付，作为统治阶级批准的象征。按理说，这种子孙世袭掌教制是天经地义的了，不会有人觊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明后期以来，清真寺内部为争夺掌教职位，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异常激烈的争斗。例如，明思宗崇祯初年，北京牛街礼拜寺内一部分教众为了推举异姓人掌权，竟凿毁了铭记家传世袭者的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年）和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两块碑文。这标志着世袭掌教制已开始出现了危机。康熙年间，一个名叫王允卿的伊斯兰教徒来京讲解教法。牛街礼拜寺的教徒把他视为 奇才 ，其中十余人乘骡策马到良乡迎接。王允卿来到礼拜寺门前时，正门早已大开，接着就被当作救星似的迎了进去。到了大殿内，立即又有教徒向他赠献食物和布帛，敬若神明。就连当时的教长白世祥也不敢拂违众意，在王允卿面前毕恭毕敬，俨然侍奉师傅一般。这说明，康熙时期的伊斯兰掌教制度已由世袭向教众选聘过渡了。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下半年，清高宗在镇压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之后，下令在西北各地实行乡约，代替三掌教制。明确规定，各清真寺不准有阿訇名目，也不准称教长，而是由各级地方官 选老成回民，充当乡约（即教长），劝诫稽查 伊斯兰教民①。由此，清真寺内出现了对外名为 乡约 、对内名为 学董 的组织管理形式。另外，阿訇被取消后，宣讲伊斯兰教教义的人，都是由熟悉或精通该教经卷的教徒中选聘的。至此，伊斯兰教的世袭掌教制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①　　 乾隆年间，两北清真寺掌教之人均称阿訇（hong，音轰）。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一。
　　（四）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
　　明代后期胡登洲（１５２２～１５９７）倡兴的经堂教育，得到了广大伊斯兰教民的积极支持。清初，他们利用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听之任之的宽容政策，在全国的清真寺范围内开展经堂教育，以及为经堂教育服务的汉文译著活动。
　　１。经堂教育
　　清代，在伊斯兰教开展经堂教育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经堂教育家，为提高伊斯兰教民的文化水平，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
　　常志美（约１６１０～１６７０），字蕴华，清初著名的经堂教育家和理论家。
　　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康熙年间，他在山东清真寺内设帐讲学，广泛招揽弟子。讲学之余，常志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伊斯兰教教义和哲学，以及波斯文文法，著有《亥瓦衣？敏哈吉》（波斯文语法书）。
　　他还是后来被称为 博而熟 的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在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清代中后期，由于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家马复初、马联元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云南的经堂教育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
　　马德心（１７９４～１８７４），字复初，回族，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道光年间，曾赴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地区广泛搜集伊斯兰教经典。回国后，在云南回族聚居区设帐讲学，广召各方学者和弟子，使云南的经堂教育居于全国之冠。马复初本人也因此而享有极高声誉，被亲切地称为 老爸爸.咸丰、同治年间，他参加了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降清，并被杀害。著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和《朝觐途记》等数十余种书籍，成为清代中后期有名的经堂教育家和理论家。
　　马联元（１８４１～１８９５），字致本，回族，云南新兴州（今云南玉溪）人，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同治年间，曾赴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和印度地区搜集伊斯兰教经典。回国后，在云南主持经堂教育。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马联元在教学中主张 经书并授.也就是说，他要求学生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原文，又能正确运用汉语阐述伊斯兰教义，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用阿拉伯文写成了《阿拉伯文法》和《波斯文法》、用汉文写成了《辨理明证》等书。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使云南的经堂教育在马德新死后得以在全国继续居于领先地位。光绪中后期，马联元曾赴印度讲学，并在那里病逝。
　　经堂教育的宗旨，在于 启迪后学，引导新进 ，即对已有的伊斯兰教民和新入教者进行教义、教法、戒律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能更好地传经弘教。经堂教育的地点，就在清真寺的经堂里。一般都有小学和中学，分别对儿童和成年教民进行教育。后来，又有了大学，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班。
　　经堂教育的高级课程，一般称作 十三本经 或 十四本经.其中，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有：《连五本》、《遭五》、《满俩》（以上为语法书）、《白亚尼》（修辞书）、《伟业》（教法书）、《者俩来尼》、《戞尊》（《古兰经》注）、《开俩目》（认主书）；用波斯文写成的有：《虎托布》、《艾尔白欧》（《圣训》）、《古里斯它尼》（文学书）、《米尔萨德》（道学书）、《侯赛尼》（经注学）、《额土尔特》（哲学书）①。上述１４种课程自明清之际至清末，完全一样。不过，一个清真寺里是决不可能都能开得出来的，同样，一个教徒也不可能都学完。至于每个清真寺、每个教徒能开出或学习几种课，那应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了。
　　２。汉文译著活动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内各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在与汉族的联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孔孟儒家思想的无形影响。另外，明末民间宗教的勃兴引起了统治阶级对 邪教 的重视，客观上增加了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误解。这就使伊斯兰教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要使伊斯兰教获得更大的发展，就要把儒家学说揉进伊斯兰教教义中，从而既使统治阶级打消疑虑，又使教民人人娴熟伊斯兰教经典。这样，自明末以来，用汉文翻译著述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就蔚然成风。
　　一般而言，首创汉文译著活动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岱舆。从此直至清朝末年，历经近３００年而不衰，这不仅为历代伊斯兰教，而且为其它宗教所无法企及的。
　　有的学者把自明清之际至清末近３００年的汉文译著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王岱舆至刘智，他们活动的区域以南京为主，内容为专译一经，或专述某一理论体系，范围主要在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方面；第二阶段为马德心、马联元的活动，其地域以云南为主，内容比第一阶段更为广泛，已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展到天文历法、地理和《古兰经》①。这种观点很有见地，非常符合实际。
　　王岱舆（约１５８４～１６６０），名涯，南京人，回族，晚年别号真回老人。
　　青年时期，曾受业于明代经学大师胡登洲的４传弟子马君实，并习学汉文，钻研汉文典籍以及释、道典籍。中年以后，致力于以汉文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戒律和典制，所著《正教真诠》被称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汉译本，是最早而又系统地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的译作；《清真大学》是最早阐释伊斯兰教哲学的译作。他的译著，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王岱舆晚年曾在京师正阳门外讲经，后死在那里。
　　王岱舆的高徒伍遵契（约１５９８～１６９８），字子先，南京人，早年曾就学于山东经师常志美门下，研习伊斯兰教经典和教义，兼习儒家学说及儒家典籍。他译著的《修真蒙引》一书，被中国伊斯兰教徒称之为最有效的启蒙课本，通过该书就可以系统了解伊斯兰教的认主、信仰、戒律、沐浴、礼拜、婚姻、殡葬等方面的情况。
　　刘智（约１６６０～约１７４０），字介廉，自号一斋，南京人，回族，自幼习学《古兰经》和孔孟学说，晚年在南京避世山居，运用儒家哲理诠释伊斯兰教哲学和典籍，著译多达数百卷，但流传于世的仅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数十卷。刘智的译著对后来的伊斯兰教学者、经师影响很大。例如，前述的马启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也正是这个原因，刘智被誉为伊斯兰教的功臣。
　　①　　 参见谢松涛《回教概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年版，第 22页。
　　①　　 转引自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330页。
　　刘智去世后，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活动大约停顿３００年之久。究其原因有２：一是汉文译著活动自伊斯兰教哲学和典制被译述之后，需要有一段巩固时期，因而一时还难以深入下去，更谈不上有所创新了；二是清朝统治阶级虽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但对汉文译著活动不鼓励、不提倡，更不扶持，从而使活动的地域、范围都很狭窄，难以造成一种声势。
　　到了１９世纪上半期，由于马德心、马联元的出现，才使汉文译著活动向纵深发展。马德心一生著述很多，不仅有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典制的书籍，而且还有天文、地理、文学及《古兰经》的数十种译著；马联元用极大精力刊印《古兰经》。他们都对汉文译著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使自己在伊斯兰教的地位远远地超过了刘智。
　　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儒家学说和伊斯兰教教理的融和。
　　例如，孔孟和宋明程朱理学所竭力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完全为伊斯兰教学者所接受。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就一再声言，孔孟所谈的修身、齐家、治国理论，与伊斯兰教教理完全一致；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的典籍无有不同。他们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教导信徒对真主安拉忠贞不二，从而更进一步树立了真主安拉的绝对权威地位。可见，汉文译著活动为伊斯兰教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