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卷入一战，主要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属国。

对德国、奥匈帝国的宣战声明，是由印度总督哈丁觉（Hardinge）爵士签署的。开战之初，英国没有想过需要印度的帮助。但很快英国人便意识到，若想取胜，就必须动员他们所有的资源。

一、印度参战的对价，是印度的自由

为了确保印度的支援，英国政府口头答应最终会将政治权力移交给印度人。

印度精英热诚地回应英国人的求援召唤。布彭德拉·巴苏（Bhupendra Basu）在1914年写道，战争爆发以前，印度内部纷争不断：

“然后，这场欧战爆发了。突然间，所有的怀疑和犹豫、所有问题都一扫而光；只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在目前英国的危急存亡之秋，印度要与英国同舟共济。一个巨大的机会已经来临，即印度要借此机会要求在帝国内的平等地位，并证明它值得拥有这一平等地位。”

印度人愿意在战争中做出牺牲。著名政治家、印度国大党主席辛哈（S.P. Sinha）在1915 年说：

“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战，这场战争给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他希望英国能够因为印度做出的这样大的牺牲而准许其自治。有些印度人甚至走得更远，宣称在这次战争中，“印度的心和灵魂都与大不列颠在一起了”。

1914 年12 月，战争爆发仅仅数月，印度国大党即通过决议，向“英王陛下及其人民”转达他们“对王室的无限热爱，对英印关系坚定不移的忠诚，以及面对所有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与帝国共进退的决心”。

几乎所有著名印度政治家都支持为参战进行的军事招募。一个最出人意料的支持者是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当时年近五十，刚从住了二十年的南非回来。在那里，他为当地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争取平等公民权利，赢得了斗士美名。当战争开始时，他刚好经过伦敦回印度。甘地决定“为祖国和大英帝国效力”，并率先在英国印裔居民中间组织了一支救护车医疗队。回到印度后，他主动要求为印英军队招募士兵。他曾给殖民地政府一位官员写：

“我打算做点真正的战时工作。我想，假如能让我担任您的招募机构主管，我保证士兵会源源不断而来”。

甘地

英国官员并没有把甘地的招募计划当一回事。虽然甘地没有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支援行动，但他对英国战事表现出的热忱十分明显。当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要求甘地支持她的印度自治运动时，甘地的态度很清楚。他拒绝了请求，并说：

“你不信任英国人，但我不认同这样做，我不会在战争期间参与任何反英活动。”

甘地对一战及大英帝国的态度，反映出他满怀希望与幻想：“如果印度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印度将会得到一个自治政府。”

甘地并非唯一这样想的人。印度人巴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也认为战争是通向自治的大道。这位“印度最有影响力的人”曾被关在曼德勒监狱六年，于1914年6月获释。他致电英王，保证全力支持战争。

像提拉克一样，很多民族领袖都全力支持招募印度人入伍，因为他们看到这是证明印度人对帝国的价值及忠诚的机会，进而能确立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

巴尔·提拉克

战争爆发后，印度的自治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运动的组织者安妮·贝赞特宣称：“印度忠诚的对价就是印度的自由”。为了推动自治运动，巴尔·提拉克首先在1916 年成立了自治联盟。提拉克与贝赞特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策划者，目的是为了从英国政府获得实质性的政治让步。安妮·贝赞特在其《印度的忠诚

与英国的责任》一文中说：

“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毫不怀疑女王会在她的胸前佩戴‘在帝国范围内自治’的钻石奖章，作为对印度光荣地保卫了帝国的奖赏。”

许多印度人相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人肯定能够“合法地参与到自己国家的行政管理当中”。

安妮·贝赞特（1847年生于英国伦敦）

二、禁止英国女护士接触印度伤兵

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印度人奔赴海外，去帮助宗主国打一场重要的战争。

对在法国的印度士兵及劳工来说，生活是不容易的。1917年12月27日，一位印度劳工从法国写信说：“你问冷不冷？下次见面我会明白地告诉你法国的寒冷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只能说，大地是白色的，天空是白色的，树是白色的，石头是白色的，泥巴是白色的，水是白色的，吐出的痰都会冻成一团白色的小硬块。”

寒冷的天气固然是个挑战，遍布欧洲的种族歧视更让人难以忍受。

印度人在前线深受英国军官的种族歧视及不公平待遇的折磨。士兵因不吃牛肉或其他习惯而受到讥笑。英国人普遍认为“印度人天生低劣”，军官轻蔑地对待印度劳工，并用“黑鬼”“黑怪”等蔑称招呼他们。下级军官对印度人的蔑视极少得到制止。

英国的步兵多半“从联合王国最贫穷的地区招募而来，65% 的人没有达到一个11 岁英国男孩应有的标准教育程度，以至于一名当时的精神科医生称他们为‘废物和傻瓜’”。他们随时用暴力对待印度平民，声名狼藉。甚至德国人也落井下石，在宣传机器中大肆攻击英国人在一场白人战争中使用了“殖民地野蛮人”。

一战期间，印度士兵练习使用防毒面具

驻法印度劳工团团长顾问安普希尔勋爵（Lord Ampthill），曾努力想要把印度劳工归为士兵（军事人员），好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以一个光荣的身份工作，也提醒公众记住印度一直是欧洲战场的一分子，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安普希尔强调他们工作负荷过重，非常需要休息，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付出做出肯定。他还报告了印度人在家信里抱怨：

“（我们）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完全没有人关心……没有任何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过称赞。”

到1918年初，大部分印度劳工都无意延长合约，只想回家。但他们的归国行程被推迟了。劳工很不乐意。1918年3月到12月间，印度劳工团队伍至少有十二宗罢工记录。集体抗议行动的主要诉求是拒绝续签新合同。他们力求让更多的人站在他们一边，支持他们回家的要求。

在英国，印度士兵一到达，马上就有命令下达，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以及与异性接触，白人女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确实有很多印度男性和法国妇女亲密交往。目睹印度士兵与西方妇女的浪漫关系，英国人担心这是对白人声誉的威胁，“（女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体”的性关系，暗示着“欧洲人的堕落和道德败坏”，会“危及欧洲统治的声望和精神”。所以政府及军队都特别限制印度人与白人社会接触。

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英国当局认为印度人和英国女工性欲都很强，可能会因此相互吸引，违背家庭及民族价值观，造成异族混血儿的出生，并最终导致种族退化。

为了将印度男性与白人女性隔离，除了少数例外，英国当局禁止英国女护士接触受伤的印度军人。政府规定负伤的印度人只能到英国南部海岸的一个特定医院区医治。但人们对那里是否要雇用白人女性护士争论起来。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女护士只能担任监管职位，并规定印度人去伦敦必须通过参加高度组织化的库克旅行团。英国白人士兵则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限制。

1915年，在英国布莱顿休养的印度伤兵

三、在异域对故乡有了新的认知

基督教青年会获准为印度劳工和士兵组织娱乐活动。

根据1915年11月5日基督教青年会官员的报告，当印度人到达法国时，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他们极度想家，几个人一群地挤在一起取暖，凄楚地谈论敌人力量之强及前线最新的伤亡消息。与家乡失去联系、极少通信来往，自然使他们的情绪消沉低落。

在法国寒冷的冬天，为防止他们在马赛找妓女，基督教青年会每晚在营地放映印度传统的马拉地语舞台戏（tamasha），400 到600 名士兵聚在一起，一边围炉取暖，一边欣赏骑兵奔驰或旅行景色的影片。其中也有热情的法国谐星麦克斯·林德（Max Linder）的喜剧，他的法式幽默似乎很令印度人满意。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印度人对自己正在参加的这场战争所知极少，头脑中对欧洲地理也一片空白，地图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据印度民政事务部的沃尔特·劳伦斯（Walter Lawrence）的近距离观察，印度人“对于敌人是谁或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

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也帮劳工写家信、给他们读家里的来信。印度人是书信高手，在1915 年3 月间，除非因为战斗或行军的耽搁，印度人一星期写了一两万封信。有空的时候，劳工会一整天都聚集在基督教青年会搭建的小棚子外，请印度干事在里面帮他们写信。

由于在法国的印度人写了大量的信，有时一个月达三万封之多，一位英国检查员终于发出抱怨：“我的工作本来是优哉游哉的，你们这些家伙却把它变得沉重不堪。”这些家信各式各样，但几乎所有的信里都避免发牢骚。它们大都是同一个格式：“我很好。吃穿都不错。天气有些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