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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前，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夜，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被 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驻守在北平宛平卢沟桥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士兵，照片中可以清晰看见他头戴英式钢盔，身后背着一把大刀，为第29军的标准装备
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出乎日本高层预料的。1937年7月8日凌晨5时54分，日军参谋本部即接到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关于七七事变的第一封电报：
“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22时40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这是日军高层得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点，随后的上午10时20分，参谋本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封电报：
“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时，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 的射击。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接到这两份电报的参谋本部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立即打电话给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劈头就是一句：“大事不妙，麻烦的事情来了呀！”
河边虎四郎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是出了大事。立刻要求召开作战会议，然而随后在参谋本部紧急召开的课长会议上，作战课长武藤章的态度非常轻蔑，认为此次事件只是一个类似于当年6月在苏联边境上日军同苏军的一次摩擦一样，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对于苏联还可能需要强化警戒，但是对于中国则完全不值一提。就在柴山兼四郎反驳武藤章，课长会议变成辩论会的时候。
一份来自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电报被紧急递交了上来：“鉴于此时华北的局势，根据《昭和十二年帝国用兵纲领》，关东军已紧急动员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以及部分航空兵进入作战状态，现已开拔准备越过长城线支援中国驻屯军。”就在参谋本部对关东军敢于如此独断专行诧异不已的时候。
没想到一份朝鲜军司令小矶国昭的电报更让参谋本部陷入了混乱：“随着华北局势紧张，我军已对第20师团进行应急动员，决心随时越过国境向北平方向开进。”
这下子参谋本部彻底炸了锅，在最高统帅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动员了一个常备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谁给了关东军和朝鲜军这么大的胆子？
1937年7月，日军筒井部队长用手指着七七事变发端地龙王庙
这件事情还要从之前的绥远抗战和干岔子事件说起。1936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颁发《昭和十一年华北处理纲要》，明确指出关东军对内蒙工作，只限于长城线以北，不得波及绥远。然而关东军参谋根本不以为然，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对此不屑一顾，派遣高级参谋田中隆吉指使德王进攻绥远。11月，绥远抗战爆发，傅作义指挥的晋绥军在绥远百灵庙击溃了德王的伪蒙军，取得了辉煌的“百灵庙大捷”。随后汤恩伯指挥的中央军进驻绥远。激动的关东军为报仇准备动员一个师团的兵力前去复仇，但是被参谋本部严厉禁止。关东军从上到下都憋了一口气，此后便一直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向中国军队复仇。
令关东军更窝火的是1937年6月30日，三艘苏联的舰艇进入了黑龙江的干岔子南水道，并射击了在此地执勤的日军士兵，关东军立刻下令还击，击沉一艘击伤一艘，随后日苏两军在黑龙江两岸对峙。此次事件被称为干岔子事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要求关东军立即动员对苏作战，并要求内地增派兵力。但是参谋本部以对苏战备还未完成，扩大化对日军不利为由阻止关东军进行动员，气急败坏的东条英机和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提出辞职相要挟，然而参谋本部未置可否，此事就此搁置。
连续两次发动战争都被参谋本部挡下来的关东军终于在七七事变时看到了机会，在得知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东条英机就以植田谦吉的名义签发作战令要求作为机动兵团的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立即越过长城开赴北平附近。随后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同样是在关东军长期担任要职的时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要求出兵相助。小矶国昭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直鼓吹全面对华开战。他在关东军参谋长任上发动了热河作战，侵占了热河省。现在有此良机，小矶国昭更是坚定支持，直接动员一个常备师团立即越境前往北平。
20世纪4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视察日本学校。这位著名的战犯首相，在七七事变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积极主张扩大事变
地方军事主官不经请示就调动部队发动战争在世界各国都是严重的罪行，为了摆脱责任，东条英机玩起了文字游戏，他翻出了《昭和十二年帝国用兵纲领》 （即1937年日军制定的作战计划草案） ，其中对华作战预期是“对华作战应极力予以避免，不得已时也应限定与局部的用兵，但是随着中国方面的军备改善与充实，我方充当作战的兵力也应予以加强……根据状况再增加三个师团”。东条英机无视了对华作战应该极力避免的要求，断章取义出此时已经到了不得已之时，所以动员这些兵力是符合作战要求的。但是参谋本部却无暇顾及东条英机的以下克上之举，因为参谋本部此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在接到关东军和朝鲜军已经独断出兵的电报后，日军参谋本部一下子炸开了锅，首先分成了乐观派和稳健派两个派别。首先是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乐观派，其中包括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作战课长武藤章、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他们认为七七事变不值一提，不会演变成什么大事，通知中国驻屯军要求中方就范，很容易就会解决。
第二个派别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稳健派，其中包括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和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他们认为七七事变可能会演化为中日全面战争，必须慎重对待，参谋本部必须派遣高级参谋前往北平压制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的激进行为。随后围绕着如何对待七七事变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石原莞尔，七七事变时日军“稳健派”代表人物
乐观派的永津佐比重对中国方面就十分不屑，他说：“中国军队胆小如鼠，认为日军一动员就必定会登陆，那么完全无须多虑，只要海军派几艘军舰去大沽口吓唬一下，北平天津的中国军队肯定就会乖乖就范。”而河边虎四郎则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在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中央军也在准备北上，事件肯定会复杂化，但是不应轻易诉诸武力。要派遣得力人手前去协调才能解决。
整个7月8日，参谋本部都在一片混乱的争吵中度过，虽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结论，但是关东军和朝鲜军已经迫不及待要扩大事态了，就在关东军和朝鲜军疯狂向参谋本部提出扩大事件的要求时，参谋本部的两个派内部又发生了分化，首先是作战课长武藤章转变为强硬派，他跳出来叫嚣必须派遣3个师团前往华北才可迅速地收拾局势，并且应该趁此机会不仅要让宋哲元知道日军的实力，更要在华北缔造更大的类似冀东伪政府的地区。
对此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并和武藤章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石原莞尔说：“目前日本的国策应该是巩固‘满洲国’；已经完成对苏战备，此时贸然出兵只能导致一个支离破碎的恶果。”
武藤章反驳道：“石原君，我的意思只是派遣三个师团而已，而且作战地区局限在北平附近，只是给宋哲元一点颜色看看，并不是要发动全面战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