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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的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揭开序幕的。姜瓖，陕西延川县人 ，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 。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
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没想到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 。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 。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
晋西北一代，原来在明朝时期荒废的边关，姜瓖重新利用起来，还提拔了一些将领，委以重任，加强山西周边的戒备。 关于刘迁的情况，顺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祝世昌塘报中说：考虑到雁门关和大同之间的地理关系，应该加强代州一代戒备，但是逆贼刘迁率兵围攻代州，希望派遣军队前来抵御。
晋中地区，《定襄县志》记载：“五台、忻州、盂县皆授姜瓖伪劄，转相煽惑，丑类尚累数万，旗帜队伍蚁聚蜂屯。宁武已附姜瓖。兵备道蔺与太原参将李好贤住劄忻州、定襄，每侦贼警则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总兵李刚奉旨剿擒高鼎，鼎负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后听抚，贼众渐散，鼎复据曹家寨，……倏招倏叛。” 《静乐县志》也说：“时三晋草寇转相煽惑，驱逐长令，卖降恐后。……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乐平、太原、崞县、盂县而己。”
晋东南地区，“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 。“伪将”陈杜、张斗光等领兵攻克泽州（今晋城）。 平顺有姜瓖所“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男妇掳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赖知县请兵恢复，贼始灭”。
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 。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姜瓖一伙人设立伪机构，举重达二十八万人之多。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永历朝廷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许多南明史籍都不讲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
姜瓖起事后立即“易冠服”，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 ，军队“以明旗号”相号召 ，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 。这些都说明姜瓖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总兵姜瓖。鸣图漆身吞炭而行”，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 。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缉获“叛党”吕肖渠的罪状就是“先投山西姜逆营内抢掳，带有永历伪劄前往河南”散发 。这些零星材料 证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
姜瓖起事以后，清廷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瓖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北方蒙古问题，并不在意你， 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 。然而，姜瓖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
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尔衮无心恋战了，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在谕旨中说：“如果别人来招降你，你可以不给面子，但是今天我屈尊来劝降你，你可要归顺呀，如果归顺了，不计前嫌，以往的罪责一律赦免，如果不归顺，恐怕你就没有后路了，想你这样反复无常之人，天下还有谁会相信你呢？”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然而不仅“未蒙升赏”，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也流离失所，还要遭到满族贵族的欺压，不分青红皂白就屠戮汉人。 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全城之人，上下一心，绝不束手就擒。 姜瓖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也有反清的举动 。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到1659年（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对于清廷来说已经十分严重。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
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 ，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乃各州县报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陕西义军也利用木筏、牛皮浑脱等物渡河入晋，“该职看得，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州）、平（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无论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 。就在这个月里，义军占领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抚祝世昌报告：“四月十三日，贼众至汾州府，……贼众兵寡，退而守城，则城关大开，合城喊起，郑名标率军民割辫。”清分守冀南道许养高领着永宁知州、平遥、介休二县知县、汾州营参将等人仓皇逃往平阳 。《五台县志》记：“顺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伪劄于台人，率众攻城。时有刘永忠等至忻州，拥众至台，不啻十余万。”
晋东南的长治地区也全部易帜，“潞安之变，盖因姜逆首祸，叛党四起，一府八县，相继沦陷” ，省会太原岌岌可危。巡抚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
